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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川:成为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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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6 22:5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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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距郭川船长失联已有50天了。美国救援团队和郭川团队的搜救工作均无果而返。郭川的家人表示,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就不会放弃。

“当时有人跟我说,你只要坚持到最后从船上走下来就行了,你就是狗熊也不会有人知道。”但郭川心里明白,自己代表的是中国元素,并不是因为实力而入选。“或许有些人觉得这样的经历已经足够,但我要做到名副其实。”

失联

郭川出发前,朱悦涛曾特意飞到北京为他饯行。这天晚上,老大哥放心不下即将远行的兄弟,不厌其烦地反复叮嘱:“大江大海都过来了,你小子一定不能大意,可别成了老水鬼。”没想到,这一面竟成了他们之间的诀别。

事实上,朱悦涛对这次穿越太平洋的航行并不担心。相较于三年前持续了138天的单人无间断环球航行,郭川这次的挑战难度不算大。他的状态也很轻松从容,以至于身边的朋友们并没有将之视为一次危险的航行。自从10月19日晚上,郭川独自驾驶着超级三体大帆船从旧金山金门大桥出发后,朱悦涛也没有像郭川过去单人环球时那样,密切地关注他每天的实时航迹。直到26日上午10点,一则电话打破了平静。

“郭川那小子,已经20个小时没动静了。”电话里传来朋友焦急的声音,朱悦涛心里咯噔一下,赶紧打开网站查看郭川的实时航迹——原本20节的船速已经降到几节,航迹变动很慢。“会不会是GPS故障?”朱悦涛依然不敢相信出事了,不死心地追问。直到朋友告诉他,美国军舰已经赶往事发地,究竟人还在不在船上,一切都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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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18日,郭川驾驶着超级三体船从旧金山金门大桥出发,正式开始“金色太平洋挑战”航行

这并不是郭川第一次失联,12年前那种刻骨铭心的恐惧煎熬,瞬间从朱悦涛的记忆中打捞出来。2004年9月,是郭川第一次作为船长,从青岛远航至日本下关。就在起航的第二天,他们的船就遇上了台风。到了下午17点约定好的通话时间,朱悦涛却怎么也打不通卫星电话。作为这次航行的策划人,他急得整晚都没敢合眼,船毁人亡的阴影始终伴随着失联的焦灼,就像一颗迟迟没有爆炸的哑炮。

第二天清晨,天刚微亮,朱悦涛又开始一遍接一遍地打电话。直到7点左右,一直闷声不响的电话突然被接通了,在听到郭川声音的那一刹那,积蓄了整晚的焦虑和担忧一下子得到了释放,40多岁的朱悦涛在电话里哭得像个孩子,眼泪按捺不住地往外涌。

此刻的他多么希望,这次失联也像当年一样,只是虚惊一场。但很快,美军的前方搜救传来了坏消息——“青岛号”帆船的大三角帆落水,船上并没有找到郭川的踪影。人船分离的现实,让朱悦涛很难接受,他相信一定是在极其意外的状况下造成的。在他的印象中,从12年前第一次见面时起,郭川就一直是非常严谨的人。

“形象船长”

彼时的朱悦涛是青岛奥帆委的综合部部长,正在为全国第一艘无动力远洋帆船“青岛号”寻找船长。见到郭川第一面时,他试探性地问:“你玩过大帆船吗?”郭川说:“做过,在香港和奥克兰学过一点儿。”不同于很多人满嘴打包票的做派,这个老实直白的回答让朱悦涛心生好感。眼前的中年男人话不多,甚至有些不善言辞,但给人感觉很踏实正派,对人不设防。仅仅第一面,朱悦涛心下就认定,就是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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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川

事实上,朱悦涛已经为船长人选犯愁了很久。作为北京奥运会帆船赛事的承办城市,青岛开始提出打造“帆船之都”的城市口号。朱悦涛由此萌生了“航海三步走”的大胆设想:第一步跨洋出海,第二步中国沿海行,第三步环球航行。但在彼时的青岛,海面上几乎看不到大帆船的影子,在中国的沿海城市里,也鲜有停靠远洋帆船的港池。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2004年的上海船展上,朱悦涛认识了张伟民。后者刚刚买下两艘美国亨特40远洋帆船,并成为其在华的商业代理。看准了正在升温的奥运会效应,在船展上两人一拍即合,张伟民同意将船停靠在青岛,来实现朱悦涛的航海设想——由青岛人驾驶远洋帆船,跨洋出海宣传奥运会。

这下子船有了,但棘手的是,缺少一个能驾驶远洋帆船的青岛人。在朱悦涛心里,合适的人选除了是青岛人之外,还要对帆船航海有热忱,还得有闲不缺钱,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远航。如此苛刻的条件,以至于他找遍了整个青岛,愣是没找到合适的人选。

“我们虽然有全国第一所航海运动学校,但上到教练员,下到运动员,都是玩的运动帆船,这和远洋帆船完全是两个概念。他们也不具备远洋航行的心理素质和技术能力。”朱悦涛打听到厦门、深圳等地有这样的航海能人,但青岛人的限定条件又把范围圈死了。

就在这时,张伟民向朱悦涛推荐了郭川,当时的郭川已经在极限运动圈小有名气。在此之前,郭川一直是传统意义上的“学霸”:以优异成绩考上北航飞行控制器专业,又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第一批MBA毕业生,毕业后在航天部下属国有企业工作,负责国际商业卫星发射的相关工作。

但在体制内待久了,郭川总有种被束缚的感觉。1999年,34岁的他辞去了副局级的职位,一头扎进了极限运动的世界里。那时的北京,生活成本并不高,也不像现在有着房子车子等一大堆令人紧张的话题。他只觉得人生还很长,趁着单身,该干点自己喜欢的事了:他学开滑翔机、潜水、滑雪,玩风筝板……尝试一切有趣的挑战,帆船也是他的诸多兴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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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川

和郭川见面后,朱悦涛当即判断,眼下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除了郭川是青岛人中为数不多摸过大帆船的之外,更打动朱悦涛的是郭川身上的那股韧劲。“说不上来是种什么感觉,就是觉得他这个人挺靠谱的。”他向郭川描绘未来的宏伟蓝图,一定要把郭川打造成青岛的第一位远洋船长。

2004年正好是青岛和日本下关建立友好城市25周年的历史节点,朱悦涛便策划了“奥运友好使者行”的活动——郭川作为船长,驾驶着“青岛号”帆船将青岛市市长的信送到下关市。现在回想起来,朱悦涛却感到后怕:“那时候真是无知者无畏啊!当时的我们对航海根本没有概念,想得很简单,反正船沉不了,漂着也能漂到吧。”

当朱悦涛向青岛市领导汇报时,有人泼冷水说:“一个浪拍过来不就完了?”但领导最终下了决心,同意朱悦涛用“青岛号”的名字,注册了当时全国第一条无动力远洋大帆船,代码“001”。“注册时,到底是归体育总局管,还是交通部管,在法律上也是个空白。去保险公司也不让投保,从来没遇到过,一切都是新鲜事物。”朱悦涛到企业去拉赞助,“甭管你说得多天花乱坠,也没搞到钱,最后才拉到了二三十万元,纯粹就是裸奔。”

而郭川去办签证时,也遇到了一个小插曲。日本签证官问他什么时候出发,郭川说9月12日出发,22日到达。签证官一听不对劲:“这7天你们在哪儿?”郭川很无辜地回答,在路上。“什么路需要7天?即便坐游轮也要不了这么久。”郭川赶紧解释是怎么回事,日本签证官一听竟然是驾驶无动力帆船前往,就立刻给了签证。

万事俱备,但很显然彼时的郭川尚不具备远航的能力,朱悦涛对他也没法儿百分百信任。为此,郭川请来了香港的职业“船老大”保驾护航。出发前,朱悦涛叮嘱郭川:“在岸上、在媒体的镜头里你是‘形象船长’,但一旦上了船出了海,香港的船老大才是真正的船长,你一切都要听他的。”郭川顺从地点点头,这让朱悦涛对他的好感又多了一层,“他知道自己什么行什么不行,不行的时候很谦逊,不争名逐利”。

2004年9月12日,在青岛尚未竣工的奥帆基地施工现场,郭川第一次驾驶着“青岛号”帆船出海了。朱悦涛夹在欢送的人群中,站在岸边久久目送。眼看着船刚刚驶出湾口,却突然打了个趔趄,停住不动了,远远看到船上的人手忙脚乱。朱悦涛心里一紧,赶紧给郭川打电话,原来是船好像撞到了什么东西。他脑门上直冒汗,对着电话嚷嚷:“别停别停,你们赶紧走!岸上的媒体镜头还在拍着呢!”直到帆船消失在视线中,他的心才算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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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川

可没想到,当天夜里21点多,“青岛号”帆船又悄悄回来了——船舱出现不明原因的漏水,不敢再往前开了。时任青岛航海运动学校校长的代志强,特意找了几名潜水员下水察看,却也没找到毛病出在哪里。一时之间,只能僵持在这里。这时,郭川突然蹲下来,舔了舔漏出来的水,发现味道是淡的,也就是说,渗进来的不是海水。众人顺藤摸瓜,很快找到了出水点——原来是出发时的意外碰撞,导致船舱淡水箱漏水。一场虚惊后,船又再次出发了。

在经历了起航时的意外碰撞、当天夜里的返航,和第二天的台风失联事件后,好事多磨的“青岛号”首航,终于在7天后顺利抵达日本下关。

第二天就是日方的欢迎仪式。由于担心郭川不善言辞,作为“船长”的发言讲不到点子上,朱悦涛头天晚上特意替他写好了发言稿。尽管在朱悦涛看来,这篇发言稿尽是“正确的废话”,但在第二天的公开场合里却不失为稳妥的保障。他特意叮嘱郭川:“一定要照稿子念,千万别说错话。”

到了第二天,“船长”郭川在众人的簇拥下上台致辞。到了台上,他显然有点紧张,肩膀不自觉地往上耸,手也不知道往哪儿放,两个大拇指硬邦邦地插在裤兜里。看到站相不佳的郭川,台下的朱悦涛使劲给他使眼色,却也无济于事。等到郭川一开口讲话,朱悦涛心里就直呼:“坏了!这小子没按稿子念,连拿都没拿。”

但出乎意料的是,郭川自己讲的,要远比讲稿好得多。朴素又真挚的话语,让朱悦涛对他刮目相看,在场的日本议长也感动得频频点头。朱悦涛现在回想起来,这段早年的发言,或许就是郭川内心深处,对航海最初的真实感悟——

“6年前我来过日本,当时坐飞机也就是两个小时的事儿。6年后,在现代交通如此发达的当下,我却以一种最原始的方式,冒着最大的风险,在海上航行了7天,才又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作为一个信使,通过这种最传统的方式,来表达一个青岛市民对下关人民的真挚情谊。”

受挫的“英雄”

当“航海三步走”面对第三步环球航行时,朱悦涛心里却打起了退堂鼓——通过前两次远航,他愈发感到航海不是简单的事。在朱悦涛看来,环球航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出于技术和安全的考虑,他只得暂时搁置,等待时机。

没想到,时机很快就自己找上门来。2005年的某天,一个商业代理辗转找到青岛奥帆委,向朱悦涛推广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在得知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业余环球航海赛事之一后,朱悦涛的第一个反应是,机会来了。他想借助这项赛事,实现“青岛号”环球的设想。

但商业代理一张口就提出了100万美元的冠名费,这让朱悦涛傻了眼。政府没钱赞助,企业不愿赞助,他找了很多奥运赞助商一家家挨个游说,却一无所获。他不住地感慨道:“即便是在今天,大家对航海这件事也没有足够的认识,更何况在10年前。”

朱悦涛并不死心,他直接给克利伯在英国的市场CEO发邮件,并劝说对方亲自到中国来直接沟通。在朱悦涛有理有利有节的游说下,更是在奥运魔力的吸引下,CEO最终同意——青岛市以零资金,将克利伯赛事帆船冠名为“青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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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川与“青岛号”

接下来,又回到了选人的老问题——当克利伯赛事帆船在青岛靠岸时,一定要有一个英雄般的人物从船上走下来。朱悦涛第一个就想到了郭川,他要继续把郭川打造成青岛的“航海英雄”。但不巧的是,郭川当时已经订好了飞往新西兰的机票,为户外媒体拍摄滑翔翼的短片。已经答应的事,他不想临时爽约。

这天晚上,朱悦涛在咖啡馆里和郭川谈到半夜。“我跟他说,你一定要继续走下去。”好一阵动员后,郭川才终于同意了,代表“青岛号”参加新加坡站至青岛站的比赛。对于彼时的他来说,帆船航海和滑翔翼一样,与他的诸多其他爱好并没有太大差别。他之所以答应,或许更多的是出于一个青岛人的责任。

2006年1月,郭川作为首位征战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登上了“青岛号”。在船上,他的身份是水手,但他却觉得自己更像一个“插班生”:“周围都是素不相识的外国人,而他们彼此间都很熟悉。”所幸大家有着共同的目标,郭川逐渐融入到队伍中去。尽管曾经有过两次沿海航行经历,但这却是郭川第一次面对真正的大洋。多年后,郭川曾充满感情地如此回忆:“参加克利伯,是我完成单人不间断环球航海必须要经历的第一步。”

当年4月,当郭川随船抵达青岛时,整个青岛都为他轰动了。“当我们在家里穿着棉袄,吃着烧鸡,喝着咖啡的时候,郭川却在大洋里战风斗浪。”在朱悦涛看来,如果说过去的两次航海,人们的注意力都在“青岛号”上,那么这一次,舆论的焦点都落在了郭川身上。当他从船上走下来时,就完成了从“形象船长”向“青岛英雄”的转变。舆论赋予他的意义,结结实实地触动了青岛人心里的柔软神经。当年,郭川被评为感动青岛的十大人物。

或许郭川自己都没有料到,参加完克利伯回来会是这样的境况。他还是一如既往,徜徉在极限运动的世界里,帆船航海也并没有从此变成他的唯一。但朱悦涛却敏锐地感觉到,或许正是从这个节点开始,作为公众人物的郭川开始自觉不自觉地背负起一种隐形的责任,尽管这种责任在彼时还很轻微。

而真正对郭川的内心产生巨大冲击的,则是两年后的沃尔沃环球帆船赛。为了打开正在悄然兴起的中国航海运动市场,沃尔沃环球帆船赛决定在青岛设立停靠站,以中国赞助商命名的“绿蛟龙号”也将邀请一位中国选手参赛。得知消息的郭川,这次却主动提出了申请。在完成从爱尔兰到冰岛近2000海里的测试航行后,船长伊恩决定,郭川入选媒体船员,成为这条船上11名船员中唯一的亚洲人。

但郭川却有点沮丧,成为媒体船员而不是水手,意味着他将不能参与航行的实际操作,而是负责拍照摄像,记录航行中的点滴传回后方。这是他始料未及的结果。在好友黄剑的记忆中,那一天,郭川趴在桅杆上纠结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接受媒体船员的新身份。“毕竟没有哪个水手能拒绝沃尔沃的诱惑,就像没有水手能躲过女妖塞壬的歌声。”而黄剑也加入了“绿蛟龙号”的岸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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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川

作为全球顶尖的专业帆船赛事,沃尔沃环球帆船赛有“海上珠穆朗玛”之称。一上船,郭川就立刻感受到了差距:船长伊恩获得过两届奥运会亚军,拥有四个世界冠军头衔;值班船长达蒙刚刚获得巴塞罗那环球帆船赛冠军,有七次环球30万海里的纪录;前桨手贾斯汀是沃尔沃上一届冠军队船员……甚至连其他船上的媒体船员,也都参加过奥运会帆船赛,个个身强力壮,经验丰富。

好比是“一个小学生面对着十个教授”,无论是驾驶技术、身体素质,还是对航海精神的理解,郭川和队友们都隔着巨大的鸿沟。完美主义者郭川一下子倍感压力,甚至压得他透不过气来。在完成第一段航程抵达南非开普敦时,郭川曾这样剖白心迹:“这个航行实在太苦了,如果有十分力气,那我必须全部拿出来,再加上我对航海的热爱才能坚持下去。”黄剑在旁边,能感受到郭川的纠结:“他好像很羞愧,那些藏在他内心深处的恐惧、退缩有时会变得非常强大。”

也正是在这个赛段里,高速航行的“绿蛟龙号”意外撞上一条大鱼,20节的速度瞬间停滞,郭川一时控制不住,直接从舱门摔进前舱的垃圾堆中,几乎把鼻梁骨撞断。他也时刻担心自己记录得不好,会拖这艘船的后腿,也觉得没面子。作为老友,朱悦涛很能理解郭川此刻的心境:“他是个很要强不服输的人,尽管不擅长表达,嘴里不说,但常常暗自较劲。更何况,他不愿意在老外面前丢中国人的面儿。”

但压力往往真的会压垮人。在接下来的赛段里,郭川开始出现严重的失眠,几十天睡不着觉——“就好像在水里一样无法呼吸,溺水一般苦不堪言。”在郭川眼里,海上只剩下“热”和“没风”,航行已经失去了乐趣。但他仍然咬牙坚持着,就像打仗受伤后爬着往前冲。

当船队抵达新加坡时,巨大的压力让郭川患上了抑郁症。他站在酒店26层的阳台上,问黄剑:“我要是现在跳下去,会怎样?”事实上,他一直在服用随队医生开出的抗抑郁药物。在黄剑眼里,郭川已经陷入巨大的黑暗之中,“甚至不会笑了”。为了以防万一,伊恩船长也告诉黄剑,要随时准备好出发,加入下一赛段。

但是对于郭川来说,如果“绿蛟龙号”在抵达家乡青岛时,自己不能荣耀地站在船头和支持他的家人朋友挥手,是比死还难受的事。“如果因为现在的困难退缩了,那我就永远回不到海上了……”船队从新加坡出发的前一天,郭川要求跟着船队继续参赛,他将迎着寒冷的西北风,从新加坡北上青岛。事实上,这也是一段艰苦卓绝的航程,有三艘赛船在此赛段中因损坏而退出了比赛。

在抵达青岛的那个晚上,郭川和前来迎接他的姐姐在码头上紧紧拥抱。对他来说,停靠青岛是个坎——当抑郁失眠牢牢缠绕他时,亲友和故土的温暖让他感到眷恋,甚至一度萌生退意。但“英雄”不能退缩,“一定要在大家的目光中、在媒体的镜头前,雄赳赳气昂昂踏上船再次出发”。尽管心疼郭川的状态,但朱悦涛依然劝他:“你必须继续走下去,不然前面所有的努力就都完蛋了。”

为了缓解失眠,朱悦涛陪着郭川打球。他甚至还给单身的郭川介绍对象,想让他在岸上有个牵挂,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但见面后,郭川觉得不来电,也就没成。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们,也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帮他回到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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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川

很快就到了重新出发的这一天,郭川再次拒绝了船队让他休息一个赛段的建议,咬咬牙继续航行。下一个赛段是从青岛到巴西里约,也是沃尔沃有史以来的最长赛段——1.23万海里,这意味着他们将在海上连续航行长达40多天。尽管失眠抑郁的症状仍未消除,但郭川很清楚,船一旦开走,自己肯定会后悔。

当船越过赤道,郭川的状态竟然变得越来越好,行至南半球时,他的病症竟然神奇地消失了。“好像过了某个时刻,心里所有的负担就慢慢放出来了。”他终于熬过了这道坎,知道极限在哪里。“当时有人跟我说,你只要坚持到最后从船上走下来就行了,你就是狗熊也不会有人知道。”但郭川心里明白,自己代表的是中国元素,并不是因为实力而入选。“或许有些人觉得这样的经历已经足够,但我要做到名副其实。”

在此之前,或许帆船航海和他热爱的其他极限运动并没有什么差别,但当他沿着隐形的轨迹一步步走过来,郭川越来越清晰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刚接触大海时,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好玩,那是一种单纯的喜欢。当很多其他因素加了进来,包括你的经历——比如一不留神参加了沃尔沃那次航海赛,在这个过程中,痛苦不堪的那部分,逐渐变成了收获。到最后,我希望自己能达到一个高度,这个高度已不再是起初那种单纯的好玩了。”

“我只是希望把爱好变成一个真正让别人信服的东西,对得起别人对你的尊重。”这个念头在他的心里疯狂蔓延生长,这一年,郭川44岁。

蛰伏的“疯子”

在沃尔沃帆船赛结束后,郭川突然消失了,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出。

他单枪匹马远走欧洲,开始按照职业化的方式进行系统训练。“从一开始,郭川的想法就很明确,只瞄准了单人航海。”曲春是青岛航海运动学校的副校长,出发前,郭川曾跟他深入探讨。相较于法国,曲春感觉英国的培训更加严谨。但郭川最终选择了法国,他看中的恰恰是法国在单人航海上的成熟度。“法国有很多针对单人航海的专项训练,从设备器材到市场环境,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这里盛产单人航海的冒险家。”

尽管在此之前,圈子里还从未有人敢做这样的挑战,但这个决定放在郭川身上,曲春却并不觉得突兀。早在十几年前,曲春就认识郭川,在他的印象中,郭川做事从来都是踏实严谨。“他很清楚自己的差距,也不盲目冒进,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进阶,默默积攒力量。”

事实上,从团队航行转向单人航行,风险和难度都呈数量级的增长。“比如说睡觉,要训练每20分钟醒一次,一般正常人谁扛得住?还有潜水、水下维修、气象分析、无线电通讯等等专项课程,要求也更严苛。”在曲春看来,单人航海对人的综合能力要求极高,当遇到故障、遭遇凶险时都得一个人去应对,难度之大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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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川

更难熬的是心理上的孤独和恐惧。曲春也曾随团队出海航行,“在海上的夜晚,如果没有月光,那真是漆黑一片。尤其在极度疲劳时,极易出现各种幻觉”。曲春就总感觉前方有一座大山堵住航道,眼看着船马上就要撞上去。尽管有电子导航设备和雷达,但这种恐惧感却挥之不去。在苍茫的大海上,一船人显得过于渺小,这种恐惧会传染,时间长了甚至连交流能力都会下降。“更何况是单人航海?幻觉、恐惧、无助会轮番侵扰你的意志。”

航海的人通常分两种,一种是十年怕井绳,另一种是会上瘾。吴亮很能理解郭川对帆船航海的痴迷,他和郭川一样都是理工科背景的名校毕业生,都是在玩遍极限运动后最终停留在帆船上。或许旁观者很难理解郭川的投入和付出,但吴亮却感同身受:“内心深处想要给自己一种自由方式,来诠释对生命的理解和热爱。”事实上,帆船航海是很孤独的。“在海上你没有观众没有镁光灯,一个人赤裸裸地面对大海,用心在和它对话。”

“世界上有将近1000多个级别和项目的帆船,你能想象吗?”在吴亮看来,帆船不仅是所有体育项目中最复杂的,也是对人的综合能力要求最高的。“仪表、风向、水流、机械、电子、力学,这些知识储备在航海中都很重要。”作为典型的理工生,吴亮越来越发现,之前的积累都仿佛是为了遇上帆船而准备的。这是吴亮的优势,同样也是郭川的优势,其中的复杂和变化对他们来说,有着极大的挑战乐趣。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渴望尝试单人航行,尽管单人航行在航海圈中荣誉极高。“这意味着要放弃正常人的生活,就这一点,99%的人都做不到。”吴亮也暂时没想过单人航行。“按正常人的标准来看,我们玩船的都是异人,但单人航行,全世界也只有极少数的‘疯子’才会干,这需要更为强悍的意志和能力。”

而郭川恰恰就是这样的“疯子”,他背井离乡孤身一人来到法国艰苦训练。他曾这样描述那段苦行僧般的日子:“风景再美,也视而不见。我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我得去克服什么——那些孤独、情感、似有似无的情绪。”对郭川来说,那也像是一种精神上的训练。他后来之所以能在海上一个人忍受138天,这段经历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多人问我会孤独吗?当然会,但比你们想象的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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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川

黄剑在生活中见证了郭川那个阶段的“疯狂”。“郭川是一个很专注的人,在法国为了训练,他可以天天吃我们看起来会受不了的单调食物,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脑子还要满负荷运转。”黄剑相信,以这样一种职业态度执着准备的人,成功只是时间问题。跟朋友聊天时,郭川也吐露过想成家。“他说最好是在城市繁华一点的地方,因为航海这些年,总是在荒凉偏僻的荒野,太寂寞了。他也希望家里有个为他熨衬衫的女人……”

几年后当郭川终于成家时,却无法与妻子长相厮守。他仍然继续在法国过着苦行僧般的留学生活:每天早上8点到港口训练,晚上19点回去查邮件,并给怀孕的妻子打电话。此时的他,仍然在为航海梦想而孤身奋战。所幸成效已逐渐显现:他是参加环法帆船赛并首次夺冠的中国人,也是首位参加跨大西洋Mini Transat极限帆船赛事的中国人。

但追逐梦想的路上不是没有遗憾,郭川甚至错过了与父亲的最后一面。当他在法国为Mini Transat资格赛做准备时,接到了父亲在青岛去世的消息。在巴黎机场,他一直等到凌晨3点,却被告知航班因机械故障而取消。那一刻,他知道此生再见父亲一面已是奢望。在郭川的记忆中,父亲长期卧病在床,嘴上却总说自己很好,催促儿子赶紧回去做事。“人总要遇到这一关,可我还没学会怎么面对。父亲总是以我为荣,所以我不能停下来。”郭川就像憋着一口气想要潜到彼岸,“因为一旦停下来,我就会迷失方向。”

138天的修行

郭川是在2010年的春天,萌生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的念头。心念一旦生发,就难以遏制。对于这个念头,朱悦涛是强烈反对的:“太危险了!”郭川让朱悦涛放心,他的决定并不是盲目冒进,经过这几年的系统训练和比赛实践,郭川早已不是往日的他。

在那段时日里,他总是反复向朱悦涛说起一部电影:男主人公也在进行不间断单人环球航行,但在靠近南美某个岛时,他受不了靠了岸,后来他又继续航行,最终回到了英国。媒体把他称为航海英雄,但英雄却一直自责,最终受不了良心的谴责而自杀了。在郭川眼中,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是他实现自我价值的梦想,他不容许自己中途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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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川

郭川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创纪录。事实上,帆船项目在西方国家开展很早,世界上已经有近70位专业水手驾驶帆船完成过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郭川需要寻找一个窗口期——他发现在40英尺这个船体级别,国际帆联还没有环球航行的世界纪录。他选择了一条异于前人的新路线:从青岛出发穿越赤道,抵达南美洲最南端合恩角,然后向东绕过好望角,再穿越赤道从南中国海域回到青岛。

事实上,单人环球绝不只是一个人的奋斗,而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很多社会资源的整合协助。一向严谨务实的郭川很明白这一点,尽管他的性格并不擅长社交。2012年3月,在三亚沃尔沃帆船赛的一次晚宴上,郭川认识了刘玲玲。当时距离他的环球挑战仅剩8个月,他还在寻找专业经纪团队的协助。“吹牛的人太多了,我一开始不太敢相信。”这是刘玲玲的第一反应。直到她亲眼看到了郭川在法国的训练,郭川的专注打动了她,临走时,她决定帮助郭川,成为他的项目管理人。

但找赞助却远比想象中困难。朱悦涛也曾经尝试帮郭川拉赞助,但很多企业都难以理解——“这么个小船,那不是说翻就翻吗?”担心航海失败影响企业形象,纵使朱悦涛说破了嘴皮子,对方也不认可。现在回想起来,这恰恰是郭川航海面临的现状。“中国人是不亲水的,这种文化基因决定了骨子里不具备海洋意识。哪怕青岛人靠着海,还总说别淹着,归根结底还是害怕冒险。”朱悦涛越想越遗憾,“多少年才出了郭川这么一个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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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8日,郭川驾驶无动力帆船从青岛奥帆中心起航,进行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他的家人为他送行

尽管喝彩声寥寥,2012年11月18日,郭川还是独自驾驶“青岛号”帆船离开了陆地,开始了未知的环球之旅。临出发的这天早上,曲春作为国际帆联的代表,来为郭川即将创下的纪录做行前认证。走到船边他看到,船上只有零零星星几个人在忙碌,郭川的妻子正对着清单,安静地整理食物和矿泉水。这个清晨的静谧画面,让曲春印象深刻,恍惚有种夫人送英雄出征的感觉。而郭川则是一贯波澜不惊的样子,即便有大事也不轻易表露情绪。

半人高的麻袋堆在船角,里面放着郭川的全部口粮。曲春翻开一看,竟是300多包薄薄的冻干食品,连种类也只有雪菜肉丝面、西红柿炒蛋饭等三样。“大半年在海上就吃这个,受得了吗?”曲春有些讶异,郭川却默默地憨厚一笑。带上船的矿泉水,在出海后也将很快喝完,郭川随身带了一个海水淡化器,尽管淡化出来的水喝起来味道怪怪的,但这也是唯一的办法。

参加过各种大小极限帆船赛的郭川,比谁都清楚即将面临的风险。首先得熬过睡眠这一关,不能进入深睡眠,每睡20分钟就要醒一次。他和箱子、杂物挤在不到10平方米的船舱里,尽管里面原本有张担架床,但他却一直睡在地板上,以便一旦出现状况,可以迅速翻身起来。海上潮气侵蚀进来,地板上总是湿漉漉的,他也只得和衣而睡。

在船上,他仿佛始终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机械故障、电子系统失灵、帆的破损,这些都会带来令人抓狂的想法——会不会造成连锁反应?会不会就此结束?”所有问题都可能对他的心理造成极大冲击,“相对而言,孤独又算得了什么?”

焦虑如影随形,郭川听说过一个在水手间流传的真实故事。一对法国情侣出海时遇到事故,男人爬上桅杆修理,但下来时却突然卡住了。这真是最危险的事,上面的人动弹不了,下面的人帮不上忙,只能眼睁睁看着男人挂在桅杆上,被吹成了肉干。

而在海上,任何小问题,都可能演变成无穷大的问题。12月的一天,帆船突然遭遇大前帆破损,船帆坠入水中。郭川只得紧急停船,在漆黑的夜里用了整整一个小时才将帆捞起。风浪中他距离水面仅一步之遥,而人一旦落水,船开走了就几乎没有存活的机会。

2013年1月5日,是郭川的48岁生日,也正好是航行的第48天。他打开电脑,和妻子孩子们视频了一小会儿,彼时他最小的儿子还不到10个月,他给儿子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郭伦布。他的年夜饭也是在船上吃的,一袋冻干食物、一袋腊肠和一盒罐头,对他来说半饱半饥是一种常态。他也不怕承认:“在海上我常常流泪,有时候那并不是因为苦,那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是一种十年磨一剑终于要爆发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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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川和家人

在郭川环球的日子里,朱悦涛一直为他捏着一把汗。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察看郭川的航迹,只有看到轨迹在变化,他才能安心,“起码说明人还活着”。有时候郭川也会用卫星电话和朱悦涛通通话,但绝大多数时候,郭川在电话里是闷的,偶尔聊上几句,只有在通过台湾海峡前,郭川曾和朱悦涛聊起正在犹豫如何穿过海峡。“从海峡外侧走安全,从内侧走节省时间,但可能遇上台风。我说你只要平平安安回来,哪怕是用200天、300天都无所谓,都是世界纪录。”但郭川很有主见,最终还是走的台湾海峡内侧。

事实上,郭川的冒险并不是匹夫之勇,而是一场谨慎的冒险。尽管经费有限,他还是花20万欧元聘请了全球最顶级的气象专家,为这场“战斗”配备了最好的情报机关。气象专家给出的精准气象研判,是他做出判断的重要依据。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做出类似的决策。郭川拒绝任何浪漫化的意图,在他看来,运气也是大自然对团队辛勤努力的恩赐。

经过长达138天艰苦卓绝的环球航行,郭川和“青岛号”奇迹般地回到了出发地。快要靠岸时,他情不自禁地扎进冰冷的海水里,奋力游向岸边。在爬上岸的瞬间,他长跪不起,深情地埋头亲吻脚下的土地。

停不下来的船长

在朱悦涛看来,单人环球成功后的郭川已经是个登峰造极的人物了,各种荣誉如潮水般涌来。老大哥有时候也劝郭川:“这个年纪了,挑战也总得有个头吧。”尽管郭川也袒露过,停下来以后想专门做远洋的航海培训。但说这话时,朱悦涛并没感觉到郭川真有退意。“他骨子里不会停下来,他总是不断地为自己树立更高的目标。”这让朱悦涛有些担忧,“这家伙早晚是个水鬼。”

而对于郭川来说,嚼过的馍再吃就没有味道了。接下来他要驾驶一艘99尺级别的三体帆船,挑战北冰洋东北航线的世界纪录。东北航线多年来一直被国际帆船界视为“死亡航道”。为了这次航行,郭川对上世纪70年代起至今的全套全球冰图进行数据分析,经过近两年的可行性研究,他终于发现了其中的机会——东北航线在某段时日里有20天左右的无冰期,这仿佛是老天为他所开的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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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川

不同于以往的单人航海,郭川又一次显示了他的谨慎,对尚未熟悉的超级三体船,他并不轻易独自操控,而是率领船队前往。对他来说,这次航行也是与船不断磨合的过程。四名来自俄罗斯、法国、英国和挪威的顶尖水手,成为郭川的队友。在人选的配置上,郭川也有细致的考量,航行途中要经过俄罗斯的军事管辖地,船员中有会说俄语的当地人显然要便利得多。

浮冰、狂风、大雾和彻骨的寒冷,在15天的航行中,郭川和他的船员们克服了这些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极端环境里,人性往往以最原始的姿态呈现,对于郭川来说,如何让这些个性十足的船员们协同作战,则是他作为船长的考验。但此刻的他早已不是10年前那个手忙脚乱的“形象船长”,现在的他已经成为真正的船长,有能力把整条船凝聚在一起。

2015年9月16日,郭川再次创造了自己的职业新高度——实现了人类第一次以不间断、无补给方式穿越北冰洋东北航道的世界纪录。这次开拓性的航行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帆船界权威杂志《帆船与航行》把年度成就奖授予郭川,并这样评价:“作为来自帆船航海并不发达的国家——中国的水手,郭川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帆船航海的潜力。”而在中国帆船航海圈里,郭川也逐渐走上神坛,影响了很多后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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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16日零点48分24秒,郭川和队员们驾驶“中国·青岛号”冲过白令海峡终点线,创造了完成北冰洋东北航线的世界纪录

但在郭川的内心,挑战却是永不止步的。在这次单人驾驶三体船穿越太平洋的挑战中,吴亮原本要代表国际帆联,见证郭川冲过终点。在他的印象中,出发前的郭川一直很忙,除了要对船上众多的复杂细节进行检查外,还要应对繁忙的媒体采访和公益活动。“这几乎是所有职业航海家都要面对的,除非你没有赞助商,不需要媒体曝光量。”尽管从私心来讲,航海家们或许不愿在此耗费过多时间,但对于被贴上英雄标签的郭川来说,他无疑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他是代表着中国航海界在挑战,而不是当初寂寂无名的冒险者。

“他也在不断树立自己,不断让自己的成绩与外界的期待相契合。”朱悦涛承认,这些外部的标签和力量也会影响郭川内心的选择。但他更愿意将之视为一种精神动力,“如果是包袱,郭川不会越走越高”。尽管如今的郭川在面对媒体时,交流越来越自然,肩膀也不再会紧张地往上耸起,但在朱悦涛眼中,郭川仍然还是当初那个纯粹的人。“他只是变得更谨慎,自制力更强。”

反而是家人朋友们一直希望郭川缓一缓。郭川的一位同学曾这样描述:“我从来没把他当英雄看待,从来没有对他说‘加油’,也没有鼓励他去创造新的世界纪录。看到他,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心疼,我感觉他有压力,内心有种东西在搅扰他。”

在苍茫的大海上,伴随着悠扬的歌声和儿子的笑声,结束了一天劳作的郭川手握船舵,凝神望向远方。夕阳洒在他黝黑泛红的面庞上,海风微微扬起蓬松凌乱的卷发,他的眼神里流露出一股沧桑孤独又满含柔情的味道——这是郭川留给世界的最后一抹影像。在郭川失联后,朱悦涛常常反复播放这首《Hero》,从歌声中他仿佛能读懂郭川的心境。“这或许是一种信号,生活中那些曾经失去的、难以两全其美的东西,或许他越来越明白航海不是生活中的唯一。”郭川的小儿子已经上幼儿园了,他最羡慕的是妻子能去孩子的家长开放日,这种俗世的温暖越来越让他眷恋。而这次太平洋挑战归来,原本可能是一个句号。

(参考资料:《郭川的大洋梦》,黄剑著;《郭川:海上138天》,谢丁著。本文原载于2016年第49期杂志。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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