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川:成为船长

今天距郭川船长失联已有50天了。美国救援团队和郭川团队的搜救工作均无果而返。郭川的家人表示，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就不会放弃。

“当时有人跟我说，你只要坚持到最后从船上走下来就行了，你就是狗熊也不会有人知道。”但郭川心里明白，自己代表的是中国元素，并不是因为实力而入选。“或许有些人觉得这样的经历已经足够，但我要做到名副其实。”

失联

郭川出发前，朱悦涛曾特意飞到北京为他饯行。这天晚上，老大哥放心不下即将远行的兄弟，不厌其烦地反复叮嘱：“大江大海都过来了，你小子一定不能大意，可别成了老水鬼。”没想到，这一面竟成了他们之间的诀别。

事实上，朱悦涛对这次穿越太平洋的航行并不担心。相较于三年前持续了138天的单人无间断环球航行，郭川这次的挑战难度不算大。他的状态也很轻松从容，以至于身边的朋友们并没有将之视为一次危险的航行。自从10月19日晚上，郭川独自驾驶着超级三体大帆船从旧金山金门大桥出发后，朱悦涛也没有像郭川过去单人环球时那样，密切地关注他每天的实时航迹。直到26日上午10点，一则电话打破了平静。

“郭川那小子，已经20个小时没动静了。”电话里传来朋友焦急的声音，朱悦涛心里咯噔一下，赶紧打开网站查看郭川的实时航迹——原本20节的船速已经降到几节，航迹变动很慢。“会不会是GPS故障？”朱悦涛依然不敢相信出事了，不死心地追问。直到朋友告诉他，美国军舰已经赶往事发地，究竟人还在不在船上，一切都是未知数。



2016年10月18日，郭川驾驶着超级三体船从旧金山金门大桥出发，正式开始“金色太平洋挑战”航行

这并不是郭川第一次失联，12年前那种刻骨铭心的恐惧煎熬，瞬间从朱悦涛的记忆中打捞出来。2004年9月，是郭川第一次作为船长，从青岛远航至日本下关。就在起航的第二天，他们的船就遇上了台风。到了下午17点约定好的通话时间，朱悦涛却怎么也打不通卫星电话。作为这次航行的策划人，他急得整晚都没敢合眼，船毁人亡的阴影始终伴随着失联的焦灼，就像一颗迟迟没有爆炸的哑炮。

第二天清晨，天刚微亮，朱悦涛又开始一遍接一遍地打电话。直到7点左右，一直闷声不响的电话突然被接通了，在听到郭川声音的那一刹那，积蓄了整晚的焦虑和担忧一下子得到了释放，40多岁的朱悦涛在电话里哭得像个孩子，眼泪按捺不住地往外涌。

此刻的他多么希望，这次失联也像当年一样，只是虚惊一场。但很快，美军的前方搜救传来了坏消息——“青岛号”帆船的大三角帆落水，船上并没有找到郭川的踪影。人船分离的现实，让朱悦涛很难接受，他相信一定是在极其意外的状况下造成的。在他的印象中，从12年前第一次见面时起，郭川就一直是非常严谨的人。

“形象船长”

彼时的朱悦涛是青岛奥帆委的综合部部长，正在为全国第一艘无动力远洋帆船“青岛号”寻找船长。见到郭川第一面时，他试探性地问：“你玩过大帆船吗？”郭川说：“做过，在香港和奥克兰学过一点儿。”不同于很多人满嘴打包票的做派，这个老实直白的回答让朱悦涛心生好感。眼前的中年男人话不多，甚至有些不善言辞，但给人感觉很踏实正派，对人不设防。仅仅第一面，朱悦涛心下就认定，就是他了。



郭川

事实上，朱悦涛已经为船长人选犯愁了很久。作为北京奥运会帆船赛事的承办城市，青岛开始提出打造“帆船之都”的城市口号。朱悦涛由此萌生了“航海三步走”的大胆设想：第一步跨洋出海，第二步中国沿海行，第三步环球航行。但在彼时的青岛，海面上几乎看不到大帆船的影子，在中国的沿海城市里，也鲜有停靠远洋帆船的港池。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2004年的上海船展上，朱悦涛认识了张伟民。后者刚刚买下两艘美国亨特40远洋帆船，并成为其在华的商业代理。看准了正在升温的奥运会效应，在船展上两人一拍即合，张伟民同意将船停靠在青岛，来实现朱悦涛的航海设想——由青岛人驾驶远洋帆船，跨洋出海宣传奥运会。

这下子船有了，但棘手的是，缺少一个能驾驶远洋帆船的青岛人。在朱悦涛心里，合适的人选除了是青岛人之外，还要对帆船航海有热忱，还得有闲不缺钱，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远航。如此苛刻的条件，以至于他找遍了整个青岛，愣是没找到合适的人选。

“我们虽然有全国第一所航海运动学校，但上到教练员，下到运动员，都是玩的运动帆船，这和远洋帆船完全是两个概念。他们也不具备远洋航行的心理素质和技术能力。”朱悦涛打听到厦门、深圳等地有这样的航海能人，但青岛人的限定条件又把范围圈死了。

就在这时，张伟民向朱悦涛推荐了郭川，当时的郭川已经在极限运动圈小有名气。在此之前，郭川一直是传统意义上的“学霸”：以优异成绩考上北航飞行控制器专业，又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第一批MBA毕业生，毕业后在航天部下属国有企业工作，负责国际商业卫星发射的相关工作。

但在体制内待久了，郭川总有种被束缚的感觉。1999年，34岁的他辞去了副局级的职位，一头扎进了极限运动的世界里。那时的北京，生活成本并不高，也不像现在有着房子车子等一大堆令人紧张的话题。他只觉得人生还很长，趁着单身，该干点自己喜欢的事了：他学开滑翔机、潜水、滑雪，玩风筝板……尝试一切有趣的挑战，帆船也是他的诸多兴趣之一。



郭川

和郭川见面后，朱悦涛当即判断，眼下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除了郭川是青岛人中为数不多摸过大帆船的之外，更打动朱悦涛的是郭川身上的那股韧劲。“说不上来是种什么感觉，就是觉得他这个人挺靠谱的。”他向郭川描绘未来的宏伟蓝图，一定要把郭川打造成青岛的第一位远洋船长。

2004年正好是青岛和日本下关建立友好城市25周年的历史节点，朱悦涛便策划了“奥运友好使者行”的活动——郭川作为船长，驾驶着“青岛号”帆船将青岛市市长的信送到下关市。现在回想起来，朱悦涛却感到后怕：“那时候真是无知者无畏啊！当时的我们对航海根本没有概念，想得很简单，反正船沉不了，漂着也能漂到吧。”

当朱悦涛向青岛市领导汇报时，有人泼冷水说：“一个浪拍过来不就完了？”但领导最终下了决心，同意朱悦涛用“青岛号”的名字，注册了当时全国第一条无动力远洋大帆船，代码“001”。“注册时，到底是归体育总局管，还是交通部管，在法律上也是个空白。去保险公司也不让投保，从来没遇到过，一切都是新鲜事物。”朱悦涛到企业去拉赞助，“甭管你说得多天花乱坠，也没搞到钱，最后才拉到了二三十万元，纯粹就是裸奔。”

而郭川去办签证时，也遇到了一个小插曲。日本签证官问他什么时候出发，郭川说9月12日出发，22日到达。签证官一听不对劲：“这7天你们在哪儿？”郭川很无辜地回答，在路上。“什么路需要7天？即便坐游轮也要不了这么久。”郭川赶紧解释是怎么回事，日本签证官一听竟然是驾驶无动力帆船前往，就立刻给了签证。

万事俱备，但很显然彼时的郭川尚不具备远航的能力，朱悦涛对他也没法儿百分百信任。为此，郭川请来了香港的职业“船老大”保驾护航。出发前，朱悦涛叮嘱郭川：“在岸上、在媒体的镜头里你是‘形象船长’，但一旦上了船出了海，香港的船老大才是真正的船长，你一切都要听他的。”郭川顺从地点点头，这让朱悦涛对他的好感又多了一层，“他知道自己什么行什么不行，不行的时候很谦逊，不争名逐利”。

2004年9月12日，在青岛尚未竣工的奥帆基地施工现场，郭川第一次驾驶着“青岛号”帆船出海了。朱悦涛夹在欢送的人群中，站在岸边久久目送。眼看着船刚刚驶出湾口，却突然打了个趔趄，停住不动了，远远看到船上的人手忙脚乱。朱悦涛心里一紧，赶紧给郭川打电话，原来是船好像撞到了什么东西。他脑门上直冒汗，对着电话嚷嚷：“别停别停，你们赶紧走！岸上的媒体镜头还在拍着呢！”直到帆船消失在视线中，他的心才算落地。



郭川

可没想到，当天夜里21点多，“青岛号”帆船又悄悄回来了——船舱出现不明原因的漏水，不敢再往前开了。时任青岛航海运动学校校长的代志强，特意找了几名潜水员下水察看，却也没找到毛病出在哪里。一时之间，只能僵持在这里。这时，郭川突然蹲下来，舔了舔漏出来的水，发现味道是淡的，也就是说，渗进来的不是海水。众人顺藤摸瓜，很快找到了出水点——原来是出发时的意外碰撞，导致船舱淡水箱漏水。一场虚惊后，船又再次出发了。

在经历了起航时的意外碰撞、当天夜里的返航，和第二天的台风失联事件后，好事多磨的“青岛号”首航，终于在7天后顺利抵达日本下关。

第二天就是日方的欢迎仪式。由于担心郭川不善言辞，作为“船长”的发言讲不到点子上，朱悦涛头天晚上特意替他写好了发言稿。尽管在朱悦涛看来，这篇发言稿尽是“正确的废话”，但在第二天的公开场合里却不失为稳妥的保障。他特意叮嘱郭川：“一定要照稿子念，千万别说错话。”

到了第二天，“船长”郭川在众人的簇拥下上台致辞。到了台上，他显然有点紧张，肩膀不自觉地往上耸，手也不知道往哪儿放，两个大拇指硬邦邦地插在裤兜里。看到站相不佳的郭川，台下的朱悦涛使劲给他使眼色，却也无济于事。等到郭川一开口讲话，朱悦涛心里就直呼：“坏了！这小子没按稿子念，连拿都没拿。”

但出乎意料的是，郭川自己讲的，要远比讲稿好得多。朴素又真挚的话语，让朱悦涛对他刮目相看，在场的日本议长也感动得频频点头。朱悦涛现在回想起来，这段早年的发言，或许就是郭川内心深处，对航海最初的真实感悟——

“6年前我来过日本，当时坐飞机也就是两个小时的事儿。6年后，在现代交通如此发达的当下，我却以一种最原始的方式，冒着最大的风险，在海上航行了7天，才又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作为一个信使，通过这种最传统的方式，来表达一个青岛市民对下关人民的真挚情谊。”

受挫的“英雄”

当“航海三步走”面对第三步环球航行时，朱悦涛心里却打起了退堂鼓——通过前两次远航，他愈发感到航海不是简单的事。在朱悦涛看来，环球航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出于技术和安全的考虑，他只得暂时搁置，等待时机。

没想到，时机很快就自己找上门来。2005年的某天，一个商业代理辗转找到青岛奥帆委，向朱悦涛推广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在得知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业余环球航海赛事之一后，朱悦涛的第一个反应是，机会来了。他想借助这项赛事，实现“青岛号”环球的设想。

但商业代理一张口就提出了100万美元的冠名费，这让朱悦涛傻了眼。政府没钱赞助，企业不愿赞助，他找了很多奥运赞助商一家家挨个游说，却一无所获。他不住地感慨道：“即便是在今天，大家对航海这件事也没有足够的认识，更何况在10年前。”

朱悦涛并不死心，他直接给克利伯在英国的市场CEO发邮件，并劝说对方亲自到中国来直接沟通。在朱悦涛有理有利有节的游说下，更是在奥运魔力的吸引下，CEO最终同意——青岛市以零资金，将克利伯赛事帆船冠名为“青岛号”。



郭川与“青岛号”

接下来，又回到了选人的老问题——当克利伯赛事帆船在青岛靠岸时，一定要有一个英雄般的人物从船上走下来。朱悦涛第一个就想到了郭川，他要继续把郭川打造成青岛的“航海英雄”。但不巧的是，郭川当时已经订好了飞往新西兰的机票，为户外媒体拍摄滑翔翼的短片。已经答应的事，他不想临时爽约。

这天晚上，朱悦涛在咖啡馆里和郭川谈到半夜。“我跟他说，你一定要继续走下去。”好一阵动员后，郭川才终于同意了，代表“青岛号”参加新加坡站至青岛站的比赛。对于彼时的他来说，帆船航海和滑翔翼一样，与他的诸多其他爱好并没有太大差别。他之所以答应，或许更多的是出于一个青岛人的责任。

2006年1月，郭川作为首位征战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登上了“青岛号”。在船上，他的身份是水手，但他却觉得自己更像一个“插班生”：“周围都是素不相识的外国人，而他们彼此间都很熟悉。”所幸大家有着共同的目标，郭川逐渐融入到队伍中去。尽管曾经有过两次沿海航行经历，但这却是郭川第一次面对真正的大洋。多年后，郭川曾充满感情地如此回忆：“参加克利伯，是我完成单人不间断环球航海必须要经历的第一步。”

当年4月，当郭川随船抵达青岛时，整个青岛都为他轰动了。“当我们在家里穿着棉袄，吃着烧鸡，喝着咖啡的时候，郭川却在大洋里战风斗浪。”在朱悦涛看来，如果说过去的两次航海，人们的注意力都在“青岛号”上，那么这一次，舆论的焦点都落在了郭川身上。当他从船上走下来时，就完成了从“形象船长”向“青岛英雄”的转变。舆论赋予他的意义，结结实实地触动了青岛人心里的柔软神经。当年，郭川被评为感动青岛的十大人物。

或许郭川自己都没有料到，参加完克利伯回来会是这样的境况。他还是一如既往，徜徉在极限运动的世界里，帆船航海也并没有从此变成他的唯一。但朱悦涛却敏锐地感觉到，或许正是从这个节点开始，作为公众人物的郭川开始自觉不自觉地背负起一种隐形的责任，尽管这种责任在彼时还很轻微。

而真正对郭川的内心产生巨大冲击的，则是两年后的沃尔沃环球帆船赛。为了打开正在悄然兴起的中国航海运动市场，沃尔沃环球帆船赛决定在青岛设立停靠站，以中国赞助商命名的“绿蛟龙号”也将邀请一位中国选手参赛。得知消息的郭川，这次却主动提出了申请。在完成从爱尔兰到冰岛近2000海里的测试航行后，船长伊恩决定，郭川入选媒体船员，成为这条船上11名船员中唯一的亚洲人。

但郭川却有点沮丧，成为媒体船员而不是水手，意味着他将不能参与航行的实际操作，而是负责拍照摄像，记录航行中的点滴传回后方。这是他始料未及的结果。在好友黄剑的记忆中，那一天，郭川趴在桅杆上纠结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接受媒体船员的新身份。“毕竟没有哪个水手能拒绝沃尔沃的诱惑，就像没有水手能躲过女妖塞壬的歌声。”而黄剑也加入了“绿蛟龙号”的岸队。



郭川

作为全球顶尖的专业帆船赛事，沃尔沃环球帆船赛有“海上珠穆朗玛”之称。一上船，郭川就立刻感受到了差距：船长伊恩获得过两届奥运会亚军，拥有四个世界冠军头衔；值班船长达蒙刚刚获得巴塞罗那环球帆船赛冠军，有七次环球30万海里的纪录；前桨手贾斯汀是沃尔沃上一届冠军队船员……甚至连其他船上的媒体船员，也都参加过奥运会帆船赛，个个身强力壮，经验丰富。

好比是“一个小学生面对着十个教授”，无论是驾驶技术、身体素质，还是对航海精神的理解，郭川和队友们都隔着巨大的鸿沟。完美主义者郭川一下子倍感压力，甚至压得他透不过气来。在完成第一段航程抵达南非开普敦时，郭川曾这样剖白心迹：“这个航行实在太苦了，如果有十分力气，那我必须全部拿出来，再加上我对航海的热爱才能坚持下去。”黄剑在旁边，能感受到郭川的纠结：“他好像很羞愧，那些藏在他内心深处的恐惧、退缩有时会变得非常强大。”

也正是在这个赛段里，高速航行的“绿蛟龙号”意外撞上一条大鱼，20节的速度瞬间停滞，郭川一时控制不住，直接从舱门摔进前舱的垃圾堆中，几乎把鼻梁骨撞断。他也时刻担心自己记录得不好，会拖这艘船的后腿，也觉得没面子。作为老友，朱悦涛很能理解郭川此刻的心境：“他是个很要强不服输的人，尽管不擅长表达，嘴里不说，但常常暗自较劲。更何况，他不愿意在老外面前丢中国人的面儿。”

但压力往往真的会压垮人。在接下来的赛段里，郭川开始出现严重的失眠，几十天睡不着觉——“就好像在水里一样无法呼吸，溺水一般苦不堪言。”在郭川眼里，海上只剩下“热”和“没风”，航行已经失去了乐趣。但他仍然咬牙坚持着，就像打仗受伤后爬着往前冲。

当船队抵达新加坡时，巨大的压力让郭川患上了抑郁症。他站在酒店26层的阳台上，问黄剑：“我要是现在跳下去，会怎样？”事实上，他一直在服用随队医生开出的抗抑郁药物。在黄剑眼里，郭川已经陷入巨大的黑暗之中，“甚至不会笑了”。为了以防万一，伊恩船长也告诉黄剑，要随时准备好出发，加入下一赛段。

但是对于郭川来说，如果“绿蛟龙号”在抵达家乡青岛时，自己不能荣耀地站在船头和支持他的家人朋友挥手，是比死还难受的事。“如果因为现在的困难退缩了，那我就永远回不到海上了……”船队从新加坡出发的前一天，郭川要求跟着船队继续参赛，他将迎着寒冷的西北风，从新加坡北上青岛。事实上，这也是一段艰苦卓绝的航程，有三艘赛船在此赛段中因损坏而退出了比赛。

在抵达青岛的那个晚上，郭川和前来迎接他的姐姐在码头上紧紧拥抱。对他来说，停靠青岛是个坎——当抑郁失眠牢牢缠绕他时，亲友和故土的温暖让他感到眷恋，甚至一度萌生退意。但“英雄”不能退缩，“一定要在大家的目光中、在媒体的镜头前，雄赳赳气昂昂踏上船再次出发”。尽管心疼郭川的状态，但朱悦涛依然劝他：“你必须继续走下去，不然前面所有的努力就都完蛋了。”

为了缓解失眠，朱悦涛陪着郭川打球。他甚至还给单身的郭川介绍对象，想让他在岸上有个牵挂，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但见面后，郭川觉得不来电，也就没成。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们，也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帮他回到正常。



郭川

很快就到了重新出发的这一天，郭川再次拒绝了船队让他休息一个赛段的建议，咬咬牙继续航行。下一个赛段是从青岛到巴西里约，也是沃尔沃有史以来的最长赛段——1.23万海里，这意味着他们将在海上连续航行长达40多天。尽管失眠抑郁的症状仍未消除，但郭川很清楚，船一旦开走，自己肯定会后悔。

当船越过赤道，郭川的状态竟然变得越来越好，行至南半球时，他的病症竟然神奇地消失了。“好像过了某个时刻，心里所有的负担就慢慢放出来了。”他终于熬过了这道坎，知道极限在哪里。“当时有人跟我说，你只要坚持到最后从船上走下来就行了，你就是狗熊也不会有人知道。”但郭川心里明白，自己代表的是中国元素，并不是因为实力而入选。“或许有些人觉得这样的经历已经足够，但我要做到名副其实。”

在此之前，或许帆船航海和他热爱的其他极限运动并没有什么差别，但当他沿着隐形的轨迹一步步走过来，郭川越来越清晰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刚接触大海时，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好玩，那是一种单纯的喜欢。当很多其他因素加了进来，包括你的经历——比如一不留神参加了沃尔沃那次航海赛，在这个过程中，痛苦不堪的那部分，逐渐变成了收获。到最后，我希望自己能达到一个高度，这个高度已不再是起初那种单纯的好玩了。”

“我只是希望把爱好变成一个真正让别人信服的东西，对得起别人对你的尊重。”这个念头在他的心里疯狂蔓延生长，这一年，郭川44岁。

蛰伏的“疯子”

在沃尔沃帆船赛结束后，郭川突然消失了，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出。

他单枪匹马远走欧洲，开始按照职业化的方式进行系统训练。“从一开始，郭川的想法就很明确，只瞄准了单人航海。”曲春是青岛航海运动学校的副校长，出发前，郭川曾跟他深入探讨。相较于法国，曲春感觉英国的培训更加严谨。但郭川最终选择了法国，他看中的恰恰是法国在单人航海上的成熟度。“法国有很多针对单人航海的专项训练，从设备器材到市场环境，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这里盛产单人航海的冒险家。”

尽管在此之前，圈子里还从未有人敢做这样的挑战，但这个决定放在郭川身上，曲春却并不觉得突兀。早在十几年前，曲春就认识郭川，在他的印象中，郭川做事从来都是踏实严谨。“他很清楚自己的差距，也不盲目冒进，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进阶，默默积攒力量。”

事实上，从团队航行转向单人航行，风险和难度都呈数量级的增长。“比如说睡觉，要训练每20分钟醒一次，一般正常人谁扛得住？还有潜水、水下维修、气象分析、无线电通讯等等专项课程，要求也更严苛。”在曲春看来，单人航海对人的综合能力要求极高，当遇到故障、遭遇凶险时都得一个人去应对，难度之大不言而喻。



郭川

更难熬的是心理上的孤独和恐惧。曲春也曾随团队出海航行，“在海上的夜晚，如果没有月光，那真是漆黑一片。尤其在极度疲劳时，极易出现各种幻觉”。曲春就总感觉前方有一座大山堵住航道，眼看着船马上就要撞上去。尽管有电子导航设备和雷达，但这种恐惧感却挥之不去。在苍茫的大海上，一船人显得过于渺小，这种恐惧会传染，时间长了甚至连交流能力都会下降。“更何况是单人航海？幻觉、恐惧、无助会轮番侵扰你的意志。”

航海的人通常分两种，一种是十年怕井绳，另一种是会上瘾。吴亮很能理解郭川对帆船航海的痴迷，他和郭川一样都是理工科背景的名校毕业生，都是在玩遍极限运动后最终停留在帆船上。或许旁观者很难理解郭川的投入和付出，但吴亮却感同身受：“内心深处想要给自己一种自由方式，来诠释对生命的理解和热爱。”事实上，帆船航海是很孤独的。“在海上你没有观众没有镁光灯，一个人赤裸裸地面对大海，用心在和它对话。”

“世界上有将近1000多个级别和项目的帆船，你能想象吗？”在吴亮看来，帆船不仅是所有体育项目中最复杂的，也是对人的综合能力要求最高的。“仪表、风向、水流、机械、电子、力学，这些知识储备在航海中都很重要。”作为典型的理工生，吴亮越来越发现，之前的积累都仿佛是为了遇上帆船而准备的。这是吴亮的优势，同样也是郭川的优势，其中的复杂和变化对他们来说，有着极大的挑战乐趣。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渴望尝试单人航行，尽管单人航行在航海圈中荣誉极高。“这意味着要放弃正常人的生活，就这一点，99%的人都做不到。”吴亮也暂时没想过单人航行。“按正常人的标准来看，我们玩船的都是异人，但单人航行，全世界也只有极少数的‘疯子’才会干，这需要更为强悍的意志和能力。”

而郭川恰恰就是这样的“疯子”，他背井离乡孤身一人来到法国艰苦训练。他曾这样描述那段苦行僧般的日子：“风景再美，也视而不见。我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我得去克服什么——那些孤独、情感、似有似无的情绪。”对郭川来说，那也像是一种精神上的训练。他后来之所以能在海上一个人忍受138天，这段经历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多人问我会孤独吗？当然会，但比你们想象的好得多。”



郭川

黄剑在生活中见证了郭川那个阶段的“疯狂”。“郭川是一个很专注的人，在法国为了训练，他可以天天吃我们看起来会受不了的单调食物，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脑子还要满负荷运转。”黄剑相信，以这样一种职业态度执着准备的人，成功只是时间问题。跟朋友聊天时，郭川也吐露过想成家。“他说最好是在城市繁华一点的地方，因为航海这些年，总是在荒凉偏僻的荒野，太寂寞了。他也希望家里有个为他熨衬衫的女人……”

几年后当郭川终于成家时，却无法与妻子长相厮守。他仍然继续在法国过着苦行僧般的留学生活：每天早上8点到港口训练，晚上19点回去查邮件，并给怀孕的妻子打电话。此时的他，仍然在为航海梦想而孤身奋战。所幸成效已逐渐显现：他是参加环法帆船赛并首次夺冠的中国人，也是首位参加跨大西洋Mini Transat极限帆船赛事的中国人。

但追逐梦想的路上不是没有遗憾，郭川甚至错过了与父亲的最后一面。当他在法国为Mini Transat资格赛做准备时，接到了父亲在青岛去世的消息。在巴黎机场，他一直等到凌晨3点，却被告知航班因机械故障而取消。那一刻，他知道此生再见父亲一面已是奢望。在郭川的记忆中，父亲长期卧病在床，嘴上却总说自己很好，催促儿子赶紧回去做事。“人总要遇到这一关，可我还没学会怎么面对。父亲总是以我为荣，所以我不能停下来。”郭川就像憋着一口气想要潜到彼岸，“因为一旦停下来，我就会迷失方向。”

138天的修行

郭川是在2010年的春天，萌生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的念头。心念一旦生发，就难以遏制。对于这个念头，朱悦涛是强烈反对的：“太危险了！”郭川让朱悦涛放心，他的决定并不是盲目冒进，经过这几年的系统训练和比赛实践，郭川早已不是往日的他。

在那段时日里，他总是反复向朱悦涛说起一部电影：男主人公也在进行不间断单人环球航行，但在靠近南美某个岛时，他受不了靠了岸，后来他又继续航行，最终回到了英国。媒体把他称为航海英雄，但英雄却一直自责，最终受不了良心的谴责而自杀了。在郭川眼中，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是他实现自我价值的梦想，他不容许自己中途放弃。



郭川

郭川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创纪录。事实上，帆船项目在西方国家开展很早，世界上已经有近70位专业水手驾驶帆船完成过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郭川需要寻找一个窗口期——他发现在40英尺这个船体级别，国际帆联还没有环球航行的世界纪录。他选择了一条异于前人的新路线：从青岛出发穿越赤道，抵达南美洲最南端合恩角，然后向东绕过好望角，再穿越赤道从南中国海域回到青岛。

事实上，单人环球绝不只是一个人的奋斗，而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很多社会资源的整合协助。一向严谨务实的郭川很明白这一点，尽管他的性格并不擅长社交。2012年3月，在三亚沃尔沃帆船赛的一次晚宴上，郭川认识了刘玲玲。当时距离他的环球挑战仅剩8个月，他还在寻找专业经纪团队的协助。“吹牛的人太多了，我一开始不太敢相信。”这是刘玲玲的第一反应。直到她亲眼看到了郭川在法国的训练，郭川的专注打动了她，临走时，她决定帮助郭川，成为他的项目管理人。

但找赞助却远比想象中困难。朱悦涛也曾经尝试帮郭川拉赞助，但很多企业都难以理解——“这么个小船，那不是说翻就翻吗？”担心航海失败影响企业形象，纵使朱悦涛说破了嘴皮子，对方也不认可。现在回想起来，这恰恰是郭川航海面临的现状。“中国人是不亲水的，这种文化基因决定了骨子里不具备海洋意识。哪怕青岛人靠着海，还总说别淹着，归根结底还是害怕冒险。”朱悦涛越想越遗憾，“多少年才出了郭川这么一个人啊。”



2012年11月18日，郭川驾驶无动力帆船从青岛奥帆中心起航，进行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他的家人为他送行

尽管喝彩声寥寥，2012年11月18日，郭川还是独自驾驶“青岛号”帆船离开了陆地，开始了未知的环球之旅。临出发的这天早上，曲春作为国际帆联的代表，来为郭川即将创下的纪录做行前认证。走到船边他看到，船上只有零零星星几个人在忙碌，郭川的妻子正对着清单，安静地整理食物和矿泉水。这个清晨的静谧画面，让曲春印象深刻，恍惚有种夫人送英雄出征的感觉。而郭川则是一贯波澜不惊的样子，即便有大事也不轻易表露情绪。

半人高的麻袋堆在船角，里面放着郭川的全部口粮。曲春翻开一看，竟是300多包薄薄的冻干食品，连种类也只有雪菜肉丝面、西红柿炒蛋饭等三样。“大半年在海上就吃这个，受得了吗？”曲春有些讶异，郭川却默默地憨厚一笑。带上船的矿泉水，在出海后也将很快喝完，郭川随身带了一个海水淡化器，尽管淡化出来的水喝起来味道怪怪的，但这也是唯一的办法。

参加过各种大小极限帆船赛的郭川，比谁都清楚即将面临的风险。首先得熬过睡眠这一关，不能进入深睡眠，每睡20分钟就要醒一次。他和箱子、杂物挤在不到10平方米的船舱里，尽管里面原本有张担架床，但他却一直睡在地板上，以便一旦出现状况，可以迅速翻身起来。海上潮气侵蚀进来，地板上总是湿漉漉的，他也只得和衣而睡。

在船上，他仿佛始终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机械故障、电子系统失灵、帆的破损，这些都会带来令人抓狂的想法——会不会造成连锁反应？会不会就此结束？”所有问题都可能对他的心理造成极大冲击，“相对而言，孤独又算得了什么？”

焦虑如影随形，郭川听说过一个在水手间流传的真实故事。一对法国情侣出海时遇到事故，男人爬上桅杆修理，但下来时却突然卡住了。这真是最危险的事，上面的人动弹不了，下面的人帮不上忙，只能眼睁睁看着男人挂在桅杆上，被吹成了肉干。

而在海上，任何小问题，都可能演变成无穷大的问题。12月的一天，帆船突然遭遇大前帆破损，船帆坠入水中。郭川只得紧急停船，在漆黑的夜里用了整整一个小时才将帆捞起。风浪中他距离水面仅一步之遥，而人一旦落水，船开走了就几乎没有存活的机会。

2013年1月5日，是郭川的48岁生日，也正好是航行的第48天。他打开电脑，和妻子孩子们视频了一小会儿，彼时他最小的儿子还不到10个月，他给儿子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郭伦布。他的年夜饭也是在船上吃的，一袋冻干食物、一袋腊肠和一盒罐头，对他来说半饱半饥是一种常态。他也不怕承认：“在海上我常常流泪，有时候那并不是因为苦，那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是一种十年磨一剑终于要爆发的感觉。”



郭川和家人

在郭川环球的日子里，朱悦涛一直为他捏着一把汗。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察看郭川的航迹，只有看到轨迹在变化，他才能安心，“起码说明人还活着”。有时候郭川也会用卫星电话和朱悦涛通通话，但绝大多数时候，郭川在电话里是闷的，偶尔聊上几句，只有在通过台湾海峡前，郭川曾和朱悦涛聊起正在犹豫如何穿过海峡。“从海峡外侧走安全，从内侧走节省时间，但可能遇上台风。我说你只要平平安安回来，哪怕是用200天、300天都无所谓，都是世界纪录。”但郭川很有主见，最终还是走的台湾海峡内侧。

事实上，郭川的冒险并不是匹夫之勇，而是一场谨慎的冒险。尽管经费有限，他还是花20万欧元聘请了全球最顶级的气象专家，为这场“战斗”配备了最好的情报机关。气象专家给出的精准气象研判，是他做出判断的重要依据。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做出类似的决策。郭川拒绝任何浪漫化的意图，在他看来，运气也是大自然对团队辛勤努力的恩赐。

经过长达138天艰苦卓绝的环球航行，郭川和“青岛号”奇迹般地回到了出发地。快要靠岸时，他情不自禁地扎进冰冷的海水里，奋力游向岸边。在爬上岸的瞬间，他长跪不起，深情地埋头亲吻脚下的土地。

停不下来的船长

在朱悦涛看来，单人环球成功后的郭川已经是个登峰造极的人物了，各种荣誉如潮水般涌来。老大哥有时候也劝郭川：“这个年纪了，挑战也总得有个头吧。”尽管郭川也袒露过，停下来以后想专门做远洋的航海培训。但说这话时，朱悦涛并没感觉到郭川真有退意。“他骨子里不会停下来，他总是不断地为自己树立更高的目标。”这让朱悦涛有些担忧，“这家伙早晚是个水鬼。”

而对于郭川来说，嚼过的馍再吃就没有味道了。接下来他要驾驶一艘99尺级别的三体帆船，挑战北冰洋东北航线的世界纪录。东北航线多年来一直被国际帆船界视为“死亡航道”。为了这次航行，郭川对上世纪70年代起至今的全套全球冰图进行数据分析，经过近两年的可行性研究，他终于发现了其中的机会——东北航线在某段时日里有20天左右的无冰期，这仿佛是老天为他所开的一扇窗。



郭川

不同于以往的单人航海，郭川又一次显示了他的谨慎，对尚未熟悉的超级三体船，他并不轻易独自操控，而是率领船队前往。对他来说，这次航行也是与船不断磨合的过程。四名来自俄罗斯、法国、英国和挪威的顶尖水手，成为郭川的队友。在人选的配置上，郭川也有细致的考量，航行途中要经过俄罗斯的军事管辖地，船员中有会说俄语的当地人显然要便利得多。

浮冰、狂风、大雾和彻骨的寒冷，在15天的航行中，郭川和他的船员们克服了这些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极端环境里，人性往往以最原始的姿态呈现，对于郭川来说，如何让这些个性十足的船员们协同作战，则是他作为船长的考验。但此刻的他早已不是10年前那个手忙脚乱的“形象船长”，现在的他已经成为真正的船长，有能力把整条船凝聚在一起。

2015年9月16日，郭川再次创造了自己的职业新高度——实现了人类第一次以不间断、无补给方式穿越北冰洋东北航道的世界纪录。这次开拓性的航行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帆船界权威杂志《帆船与航行》把年度成就奖授予郭川，并这样评价：“作为来自帆船航海并不发达的国家——中国的水手，郭川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帆船航海的潜力。”而在中国帆船航海圈里，郭川也逐渐走上神坛，影响了很多后继者。



2016年9月16日零点48分24秒，郭川和队员们驾驶“中国·青岛号”冲过白令海峡终点线，创造了完成北冰洋东北航线的世界纪录

但在郭川的内心，挑战却是永不止步的。在这次单人驾驶三体船穿越太平洋的挑战中，吴亮原本要代表国际帆联，见证郭川冲过终点。在他的印象中，出发前的郭川一直很忙，除了要对船上众多的复杂细节进行检查外，还要应对繁忙的媒体采访和公益活动。“这几乎是所有职业航海家都要面对的，除非你没有赞助商，不需要媒体曝光量。”尽管从私心来讲，航海家们或许不愿在此耗费过多时间，但对于被贴上英雄标签的郭川来说，他无疑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他是代表着中国航海界在挑战，而不是当初寂寂无名的冒险者。

“他也在不断树立自己，不断让自己的成绩与外界的期待相契合。”朱悦涛承认，这些外部的标签和力量也会影响郭川内心的选择。但他更愿意将之视为一种精神动力，“如果是包袱，郭川不会越走越高”。尽管如今的郭川在面对媒体时，交流越来越自然，肩膀也不再会紧张地往上耸起，但在朱悦涛眼中，郭川仍然还是当初那个纯粹的人。“他只是变得更谨慎，自制力更强。”

反而是家人朋友们一直希望郭川缓一缓。郭川的一位同学曾这样描述：“我从来没把他当英雄看待，从来没有对他说‘加油’，也没有鼓励他去创造新的世界纪录。看到他，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心疼，我感觉他有压力，内心有种东西在搅扰他。”

在苍茫的大海上，伴随着悠扬的歌声和儿子的笑声，结束了一天劳作的郭川手握船舵，凝神望向远方。夕阳洒在他黝黑泛红的面庞上，海风微微扬起蓬松凌乱的卷发，他的眼神里流露出一股沧桑孤独又满含柔情的味道——这是郭川留给世界的最后一抹影像。在郭川失联后，朱悦涛常常反复播放这首《Hero》，从歌声中他仿佛能读懂郭川的心境。“这或许是一种信号，生活中那些曾经失去的、难以两全其美的东西，或许他越来越明白航海不是生活中的唯一。”郭川的小儿子已经上幼儿园了，他最羡慕的是妻子能去孩子的家长开放日，这种俗世的温暖越来越让他眷恋。而这次太平洋挑战归来，原本可能是一个句号。

（参考资料：《郭川的大洋梦》，黄剑著；《郭川：海上138天》，谢丁著。本文原载于2016年第49期杂志。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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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距郭川船长失联已有50天了。美国救援团队和郭川团队的搜救工作均无果而返。郭川的家人表示，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就不会放弃。

“当时有人跟我说，你只要坚持到最后从船上走下来就行了，你就是狗熊也不会有人知道。”但郭川心里明白，自己代表的是中国元素，并不是因为实力而入选。“或许有些人觉得这样的经历已经足够，但我要做到名副其实。”

失联

郭川出发前，朱悦涛曾特意飞到北京为他饯行。这天晚上，老大哥放心不下即将远行的兄弟，不厌其烦地反复叮嘱：“大江大海都过来了，你小子一定不能大意，可别成了老水鬼。”没想到，这一面竟成了他们之间的诀别。

事实上，朱悦涛对这次穿越太平洋的航行并不担心。相较于三年前持续了138天的单人无间断环球航行，郭川这次的挑战难度不算大。他的状态也很轻松从容，以至于身边的朋友们并没有将之视为一次危险的航行。自从10月19日晚上，郭川独自驾驶着超级三体大帆船从旧金山金门大桥出发后，朱悦涛也没有像郭川过去单人环球时那样，密切地关注他每天的实时航迹。直到26日上午10点，一则电话打破了平静。

“郭川那小子，已经20个小时没动静了。”电话里传来朋友焦急的声音，朱悦涛心里咯噔一下，赶紧打开网站查看郭川的实时航迹——原本20节的船速已经降到几节，航迹变动很慢。“会不会是GPS故障？”朱悦涛依然不敢相信出事了，不死心地追问。直到朋友告诉他，美国军舰已经赶往事发地，究竟人还在不在船上，一切都是未知数。



2016年10月18日，郭川驾驶着超级三体船从旧金山金门大桥出发，正式开始“金色太平洋挑战”航行

这并不是郭川第一次失联，12年前那种刻骨铭心的恐惧煎熬，瞬间从朱悦涛的记忆中打捞出来。2004年9月，是郭川第一次作为船长，从青岛远航至日本下关。就在起航的第二天，他们的船就遇上了台风。到了下午17点约定好的通话时间，朱悦涛却怎么也打不通卫星电话。作为这次航行的策划人，他急得整晚都没敢合眼，船毁人亡的阴影始终伴随着失联的焦灼，就像一颗迟迟没有爆炸的哑炮。

第二天清晨，天刚微亮，朱悦涛又开始一遍接一遍地打电话。直到7点左右，一直闷声不响的电话突然被接通了，在听到郭川声音的那一刹那，积蓄了整晚的焦虑和担忧一下子得到了释放，40多岁的朱悦涛在电话里哭得像个孩子，眼泪按捺不住地往外涌。

此刻的他多么希望，这次失联也像当年一样，只是虚惊一场。但很快，美军的前方搜救传来了坏消息——“青岛号”帆船的大三角帆落水，船上并没有找到郭川的踪影。人船分离的现实，让朱悦涛很难接受，他相信一定是在极其意外的状况下造成的。在他的印象中，从12年前第一次见面时起，郭川就一直是非常严谨的人。

“形象船长”

彼时的朱悦涛是青岛奥帆委的综合部部长，正在为全国第一艘无动力远洋帆船“青岛号”寻找船长。见到郭川第一面时，他试探性地问：“你玩过大帆船吗？”郭川说：“做过，在香港和奥克兰学过一点儿。”不同于很多人满嘴打包票的做派，这个老实直白的回答让朱悦涛心生好感。眼前的中年男人话不多，甚至有些不善言辞，但给人感觉很踏实正派，对人不设防。仅仅第一面，朱悦涛心下就认定，就是他了。



郭川

事实上，朱悦涛已经为船长人选犯愁了很久。作为北京奥运会帆船赛事的承办城市，青岛开始提出打造“帆船之都”的城市口号。朱悦涛由此萌生了“航海三步走”的大胆设想：第一步跨洋出海，第二步中国沿海行，第三步环球航行。但在彼时的青岛，海面上几乎看不到大帆船的影子，在中国的沿海城市里，也鲜有停靠远洋帆船的港池。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2004年的上海船展上，朱悦涛认识了张伟民。后者刚刚买下两艘美国亨特40远洋帆船，并成为其在华的商业代理。看准了正在升温的奥运会效应，在船展上两人一拍即合，张伟民同意将船停靠在青岛，来实现朱悦涛的航海设想——由青岛人驾驶远洋帆船，跨洋出海宣传奥运会。

这下子船有了，但棘手的是，缺少一个能驾驶远洋帆船的青岛人。在朱悦涛心里，合适的人选除了是青岛人之外，还要对帆船航海有热忱，还得有闲不缺钱，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远航。如此苛刻的条件，以至于他找遍了整个青岛，愣是没找到合适的人选。

“我们虽然有全国第一所航海运动学校，但上到教练员，下到运动员，都是玩的运动帆船，这和远洋帆船完全是两个概念。他们也不具备远洋航行的心理素质和技术能力。”朱悦涛打听到厦门、深圳等地有这样的航海能人，但青岛人的限定条件又把范围圈死了。

就在这时，张伟民向朱悦涛推荐了郭川，当时的郭川已经在极限运动圈小有名气。在此之前，郭川一直是传统意义上的“学霸”：以优异成绩考上北航飞行控制器专业，又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第一批MBA毕业生，毕业后在航天部下属国有企业工作，负责国际商业卫星发射的相关工作。

但在体制内待久了，郭川总有种被束缚的感觉。1999年，34岁的他辞去了副局级的职位，一头扎进了极限运动的世界里。那时的北京，生活成本并不高，也不像现在有着房子车子等一大堆令人紧张的话题。他只觉得人生还很长，趁着单身，该干点自己喜欢的事了：他学开滑翔机、潜水、滑雪，玩风筝板……尝试一切有趣的挑战，帆船也是他的诸多兴趣之一。



郭川

和郭川见面后，朱悦涛当即判断，眼下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除了郭川是青岛人中为数不多摸过大帆船的之外，更打动朱悦涛的是郭川身上的那股韧劲。“说不上来是种什么感觉，就是觉得他这个人挺靠谱的。”他向郭川描绘未来的宏伟蓝图，一定要把郭川打造成青岛的第一位远洋船长。

2004年正好是青岛和日本下关建立友好城市25周年的历史节点，朱悦涛便策划了“奥运友好使者行”的活动——郭川作为船长，驾驶着“青岛号”帆船将青岛市市长的信送到下关市。现在回想起来，朱悦涛却感到后怕：“那时候真是无知者无畏啊！当时的我们对航海根本没有概念，想得很简单，反正船沉不了，漂着也能漂到吧。”

当朱悦涛向青岛市领导汇报时，有人泼冷水说：“一个浪拍过来不就完了？”但领导最终下了决心，同意朱悦涛用“青岛号”的名字，注册了当时全国第一条无动力远洋大帆船，代码“001”。“注册时，到底是归体育总局管，还是交通部管，在法律上也是个空白。去保险公司也不让投保，从来没遇到过，一切都是新鲜事物。”朱悦涛到企业去拉赞助，“甭管你说得多天花乱坠，也没搞到钱，最后才拉到了二三十万元，纯粹就是裸奔。”

而郭川去办签证时，也遇到了一个小插曲。日本签证官问他什么时候出发，郭川说9月12日出发，22日到达。签证官一听不对劲：“这7天你们在哪儿？”郭川很无辜地回答，在路上。“什么路需要7天？即便坐游轮也要不了这么久。”郭川赶紧解释是怎么回事，日本签证官一听竟然是驾驶无动力帆船前往，就立刻给了签证。

万事俱备，但很显然彼时的郭川尚不具备远航的能力，朱悦涛对他也没法儿百分百信任。为此，郭川请来了香港的职业“船老大”保驾护航。出发前，朱悦涛叮嘱郭川：“在岸上、在媒体的镜头里你是‘形象船长’，但一旦上了船出了海，香港的船老大才是真正的船长，你一切都要听他的。”郭川顺从地点点头，这让朱悦涛对他的好感又多了一层，“他知道自己什么行什么不行，不行的时候很谦逊，不争名逐利”。

2004年9月12日，在青岛尚未竣工的奥帆基地施工现场，郭川第一次驾驶着“青岛号”帆船出海了。朱悦涛夹在欢送的人群中，站在岸边久久目送。眼看着船刚刚驶出湾口，却突然打了个趔趄，停住不动了，远远看到船上的人手忙脚乱。朱悦涛心里一紧，赶紧给郭川打电话，原来是船好像撞到了什么东西。他脑门上直冒汗，对着电话嚷嚷：“别停别停，你们赶紧走！岸上的媒体镜头还在拍着呢！”直到帆船消失在视线中，他的心才算落地。



郭川

可没想到，当天夜里21点多，“青岛号”帆船又悄悄回来了——船舱出现不明原因的漏水，不敢再往前开了。时任青岛航海运动学校校长的代志强，特意找了几名潜水员下水察看，却也没找到毛病出在哪里。一时之间，只能僵持在这里。这时，郭川突然蹲下来，舔了舔漏出来的水，发现味道是淡的，也就是说，渗进来的不是海水。众人顺藤摸瓜，很快找到了出水点——原来是出发时的意外碰撞，导致船舱淡水箱漏水。一场虚惊后，船又再次出发了。

在经历了起航时的意外碰撞、当天夜里的返航，和第二天的台风失联事件后，好事多磨的“青岛号”首航，终于在7天后顺利抵达日本下关。

第二天就是日方的欢迎仪式。由于担心郭川不善言辞，作为“船长”的发言讲不到点子上，朱悦涛头天晚上特意替他写好了发言稿。尽管在朱悦涛看来，这篇发言稿尽是“正确的废话”，但在第二天的公开场合里却不失为稳妥的保障。他特意叮嘱郭川：“一定要照稿子念，千万别说错话。”

到了第二天，“船长”郭川在众人的簇拥下上台致辞。到了台上，他显然有点紧张，肩膀不自觉地往上耸，手也不知道往哪儿放，两个大拇指硬邦邦地插在裤兜里。看到站相不佳的郭川，台下的朱悦涛使劲给他使眼色，却也无济于事。等到郭川一开口讲话，朱悦涛心里就直呼：“坏了！这小子没按稿子念，连拿都没拿。”

但出乎意料的是，郭川自己讲的，要远比讲稿好得多。朴素又真挚的话语，让朱悦涛对他刮目相看，在场的日本议长也感动得频频点头。朱悦涛现在回想起来，这段早年的发言，或许就是郭川内心深处，对航海最初的真实感悟——

“6年前我来过日本，当时坐飞机也就是两个小时的事儿。6年后，在现代交通如此发达的当下，我却以一种最原始的方式，冒着最大的风险，在海上航行了7天，才又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作为一个信使，通过这种最传统的方式，来表达一个青岛市民对下关人民的真挚情谊。”

受挫的“英雄”

当“航海三步走”面对第三步环球航行时，朱悦涛心里却打起了退堂鼓——通过前两次远航，他愈发感到航海不是简单的事。在朱悦涛看来，环球航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出于技术和安全的考虑，他只得暂时搁置，等待时机。

没想到，时机很快就自己找上门来。2005年的某天，一个商业代理辗转找到青岛奥帆委，向朱悦涛推广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在得知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业余环球航海赛事之一后，朱悦涛的第一个反应是，机会来了。他想借助这项赛事，实现“青岛号”环球的设想。

但商业代理一张口就提出了100万美元的冠名费，这让朱悦涛傻了眼。政府没钱赞助，企业不愿赞助，他找了很多奥运赞助商一家家挨个游说，却一无所获。他不住地感慨道：“即便是在今天，大家对航海这件事也没有足够的认识，更何况在10年前。”

朱悦涛并不死心，他直接给克利伯在英国的市场CEO发邮件，并劝说对方亲自到中国来直接沟通。在朱悦涛有理有利有节的游说下，更是在奥运魔力的吸引下，CEO最终同意——青岛市以零资金，将克利伯赛事帆船冠名为“青岛号”。



郭川与“青岛号”

接下来，又回到了选人的老问题——当克利伯赛事帆船在青岛靠岸时，一定要有一个英雄般的人物从船上走下来。朱悦涛第一个就想到了郭川，他要继续把郭川打造成青岛的“航海英雄”。但不巧的是，郭川当时已经订好了飞往新西兰的机票，为户外媒体拍摄滑翔翼的短片。已经答应的事，他不想临时爽约。

这天晚上，朱悦涛在咖啡馆里和郭川谈到半夜。“我跟他说，你一定要继续走下去。”好一阵动员后，郭川才终于同意了，代表“青岛号”参加新加坡站至青岛站的比赛。对于彼时的他来说，帆船航海和滑翔翼一样，与他的诸多其他爱好并没有太大差别。他之所以答应，或许更多的是出于一个青岛人的责任。

2006年1月，郭川作为首位征战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登上了“青岛号”。在船上，他的身份是水手，但他却觉得自己更像一个“插班生”：“周围都是素不相识的外国人，而他们彼此间都很熟悉。”所幸大家有着共同的目标，郭川逐渐融入到队伍中去。尽管曾经有过两次沿海航行经历，但这却是郭川第一次面对真正的大洋。多年后，郭川曾充满感情地如此回忆：“参加克利伯，是我完成单人不间断环球航海必须要经历的第一步。”

当年4月，当郭川随船抵达青岛时，整个青岛都为他轰动了。“当我们在家里穿着棉袄，吃着烧鸡，喝着咖啡的时候，郭川却在大洋里战风斗浪。”在朱悦涛看来，如果说过去的两次航海，人们的注意力都在“青岛号”上，那么这一次，舆论的焦点都落在了郭川身上。当他从船上走下来时，就完成了从“形象船长”向“青岛英雄”的转变。舆论赋予他的意义，结结实实地触动了青岛人心里的柔软神经。当年，郭川被评为感动青岛的十大人物。

或许郭川自己都没有料到，参加完克利伯回来会是这样的境况。他还是一如既往，徜徉在极限运动的世界里，帆船航海也并没有从此变成他的唯一。但朱悦涛却敏锐地感觉到，或许正是从这个节点开始，作为公众人物的郭川开始自觉不自觉地背负起一种隐形的责任，尽管这种责任在彼时还很轻微。

而真正对郭川的内心产生巨大冲击的，则是两年后的沃尔沃环球帆船赛。为了打开正在悄然兴起的中国航海运动市场，沃尔沃环球帆船赛决定在青岛设立停靠站，以中国赞助商命名的“绿蛟龙号”也将邀请一位中国选手参赛。得知消息的郭川，这次却主动提出了申请。在完成从爱尔兰到冰岛近2000海里的测试航行后，船长伊恩决定，郭川入选媒体船员，成为这条船上11名船员中唯一的亚洲人。

但郭川却有点沮丧，成为媒体船员而不是水手，意味着他将不能参与航行的实际操作，而是负责拍照摄像，记录航行中的点滴传回后方。这是他始料未及的结果。在好友黄剑的记忆中，那一天，郭川趴在桅杆上纠结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接受媒体船员的新身份。“毕竟没有哪个水手能拒绝沃尔沃的诱惑，就像没有水手能躲过女妖塞壬的歌声。”而黄剑也加入了“绿蛟龙号”的岸队。



郭川

作为全球顶尖的专业帆船赛事，沃尔沃环球帆船赛有“海上珠穆朗玛”之称。一上船，郭川就立刻感受到了差距：船长伊恩获得过两届奥运会亚军，拥有四个世界冠军头衔；值班船长达蒙刚刚获得巴塞罗那环球帆船赛冠军，有七次环球30万海里的纪录；前桨手贾斯汀是沃尔沃上一届冠军队船员……甚至连其他船上的媒体船员，也都参加过奥运会帆船赛，个个身强力壮，经验丰富。

好比是“一个小学生面对着十个教授”，无论是驾驶技术、身体素质，还是对航海精神的理解，郭川和队友们都隔着巨大的鸿沟。完美主义者郭川一下子倍感压力，甚至压得他透不过气来。在完成第一段航程抵达南非开普敦时，郭川曾这样剖白心迹：“这个航行实在太苦了，如果有十分力气，那我必须全部拿出来，再加上我对航海的热爱才能坚持下去。”黄剑在旁边，能感受到郭川的纠结：“他好像很羞愧，那些藏在他内心深处的恐惧、退缩有时会变得非常强大。”

也正是在这个赛段里，高速航行的“绿蛟龙号”意外撞上一条大鱼，20节的速度瞬间停滞，郭川一时控制不住，直接从舱门摔进前舱的垃圾堆中，几乎把鼻梁骨撞断。他也时刻担心自己记录得不好，会拖这艘船的后腿，也觉得没面子。作为老友，朱悦涛很能理解郭川此刻的心境：“他是个很要强不服输的人，尽管不擅长表达，嘴里不说，但常常暗自较劲。更何况，他不愿意在老外面前丢中国人的面儿。”

但压力往往真的会压垮人。在接下来的赛段里，郭川开始出现严重的失眠，几十天睡不着觉——“就好像在水里一样无法呼吸，溺水一般苦不堪言。”在郭川眼里，海上只剩下“热”和“没风”，航行已经失去了乐趣。但他仍然咬牙坚持着，就像打仗受伤后爬着往前冲。

当船队抵达新加坡时，巨大的压力让郭川患上了抑郁症。他站在酒店26层的阳台上，问黄剑：“我要是现在跳下去，会怎样？”事实上，他一直在服用随队医生开出的抗抑郁药物。在黄剑眼里，郭川已经陷入巨大的黑暗之中，“甚至不会笑了”。为了以防万一，伊恩船长也告诉黄剑，要随时准备好出发，加入下一赛段。

但是对于郭川来说，如果“绿蛟龙号”在抵达家乡青岛时，自己不能荣耀地站在船头和支持他的家人朋友挥手，是比死还难受的事。“如果因为现在的困难退缩了，那我就永远回不到海上了……”船队从新加坡出发的前一天，郭川要求跟着船队继续参赛，他将迎着寒冷的西北风，从新加坡北上青岛。事实上，这也是一段艰苦卓绝的航程，有三艘赛船在此赛段中因损坏而退出了比赛。

在抵达青岛的那个晚上，郭川和前来迎接他的姐姐在码头上紧紧拥抱。对他来说，停靠青岛是个坎——当抑郁失眠牢牢缠绕他时，亲友和故土的温暖让他感到眷恋，甚至一度萌生退意。但“英雄”不能退缩，“一定要在大家的目光中、在媒体的镜头前，雄赳赳气昂昂踏上船再次出发”。尽管心疼郭川的状态，但朱悦涛依然劝他：“你必须继续走下去，不然前面所有的努力就都完蛋了。”

为了缓解失眠，朱悦涛陪着郭川打球。他甚至还给单身的郭川介绍对象，想让他在岸上有个牵挂，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但见面后，郭川觉得不来电，也就没成。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们，也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帮他回到正常。



郭川

很快就到了重新出发的这一天，郭川再次拒绝了船队让他休息一个赛段的建议，咬咬牙继续航行。下一个赛段是从青岛到巴西里约，也是沃尔沃有史以来的最长赛段——1.23万海里，这意味着他们将在海上连续航行长达40多天。尽管失眠抑郁的症状仍未消除，但郭川很清楚，船一旦开走，自己肯定会后悔。

当船越过赤道，郭川的状态竟然变得越来越好，行至南半球时，他的病症竟然神奇地消失了。“好像过了某个时刻，心里所有的负担就慢慢放出来了。”他终于熬过了这道坎，知道极限在哪里。“当时有人跟我说，你只要坚持到最后从船上走下来就行了，你就是狗熊也不会有人知道。”但郭川心里明白，自己代表的是中国元素，并不是因为实力而入选。“或许有些人觉得这样的经历已经足够，但我要做到名副其实。”

在此之前，或许帆船航海和他热爱的其他极限运动并没有什么差别，但当他沿着隐形的轨迹一步步走过来，郭川越来越清晰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刚接触大海时，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好玩，那是一种单纯的喜欢。当很多其他因素加了进来，包括你的经历——比如一不留神参加了沃尔沃那次航海赛，在这个过程中，痛苦不堪的那部分，逐渐变成了收获。到最后，我希望自己能达到一个高度，这个高度已不再是起初那种单纯的好玩了。”

“我只是希望把爱好变成一个真正让别人信服的东西，对得起别人对你的尊重。”这个念头在他的心里疯狂蔓延生长，这一年，郭川44岁。

蛰伏的“疯子”

在沃尔沃帆船赛结束后，郭川突然消失了，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出。

他单枪匹马远走欧洲，开始按照职业化的方式进行系统训练。“从一开始，郭川的想法就很明确，只瞄准了单人航海。”曲春是青岛航海运动学校的副校长，出发前，郭川曾跟他深入探讨。相较于法国，曲春感觉英国的培训更加严谨。但郭川最终选择了法国，他看中的恰恰是法国在单人航海上的成熟度。“法国有很多针对单人航海的专项训练，从设备器材到市场环境，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这里盛产单人航海的冒险家。”

尽管在此之前，圈子里还从未有人敢做这样的挑战，但这个决定放在郭川身上，曲春却并不觉得突兀。早在十几年前，曲春就认识郭川，在他的印象中，郭川做事从来都是踏实严谨。“他很清楚自己的差距，也不盲目冒进，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进阶，默默积攒力量。”

事实上，从团队航行转向单人航行，风险和难度都呈数量级的增长。“比如说睡觉，要训练每20分钟醒一次，一般正常人谁扛得住？还有潜水、水下维修、气象分析、无线电通讯等等专项课程，要求也更严苛。”在曲春看来，单人航海对人的综合能力要求极高，当遇到故障、遭遇凶险时都得一个人去应对，难度之大不言而喻。



郭川

更难熬的是心理上的孤独和恐惧。曲春也曾随团队出海航行，“在海上的夜晚，如果没有月光，那真是漆黑一片。尤其在极度疲劳时，极易出现各种幻觉”。曲春就总感觉前方有一座大山堵住航道，眼看着船马上就要撞上去。尽管有电子导航设备和雷达，但这种恐惧感却挥之不去。在苍茫的大海上，一船人显得过于渺小，这种恐惧会传染，时间长了甚至连交流能力都会下降。“更何况是单人航海？幻觉、恐惧、无助会轮番侵扰你的意志。”

航海的人通常分两种，一种是十年怕井绳，另一种是会上瘾。吴亮很能理解郭川对帆船航海的痴迷，他和郭川一样都是理工科背景的名校毕业生，都是在玩遍极限运动后最终停留在帆船上。或许旁观者很难理解郭川的投入和付出，但吴亮却感同身受：“内心深处想要给自己一种自由方式，来诠释对生命的理解和热爱。”事实上，帆船航海是很孤独的。“在海上你没有观众没有镁光灯，一个人赤裸裸地面对大海，用心在和它对话。”

“世界上有将近1000多个级别和项目的帆船，你能想象吗？”在吴亮看来，帆船不仅是所有体育项目中最复杂的，也是对人的综合能力要求最高的。“仪表、风向、水流、机械、电子、力学，这些知识储备在航海中都很重要。”作为典型的理工生，吴亮越来越发现，之前的积累都仿佛是为了遇上帆船而准备的。这是吴亮的优势，同样也是郭川的优势，其中的复杂和变化对他们来说，有着极大的挑战乐趣。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渴望尝试单人航行，尽管单人航行在航海圈中荣誉极高。“这意味着要放弃正常人的生活，就这一点，99%的人都做不到。”吴亮也暂时没想过单人航行。“按正常人的标准来看，我们玩船的都是异人，但单人航行，全世界也只有极少数的‘疯子’才会干，这需要更为强悍的意志和能力。”

而郭川恰恰就是这样的“疯子”，他背井离乡孤身一人来到法国艰苦训练。他曾这样描述那段苦行僧般的日子：“风景再美，也视而不见。我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我得去克服什么——那些孤独、情感、似有似无的情绪。”对郭川来说，那也像是一种精神上的训练。他后来之所以能在海上一个人忍受138天，这段经历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多人问我会孤独吗？当然会，但比你们想象的好得多。”



郭川

黄剑在生活中见证了郭川那个阶段的“疯狂”。“郭川是一个很专注的人，在法国为了训练，他可以天天吃我们看起来会受不了的单调食物，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脑子还要满负荷运转。”黄剑相信，以这样一种职业态度执着准备的人，成功只是时间问题。跟朋友聊天时，郭川也吐露过想成家。“他说最好是在城市繁华一点的地方，因为航海这些年，总是在荒凉偏僻的荒野，太寂寞了。他也希望家里有个为他熨衬衫的女人……”

几年后当郭川终于成家时，却无法与妻子长相厮守。他仍然继续在法国过着苦行僧般的留学生活：每天早上8点到港口训练，晚上19点回去查邮件，并给怀孕的妻子打电话。此时的他，仍然在为航海梦想而孤身奋战。所幸成效已逐渐显现：他是参加环法帆船赛并首次夺冠的中国人，也是首位参加跨大西洋Mini Transat极限帆船赛事的中国人。

但追逐梦想的路上不是没有遗憾，郭川甚至错过了与父亲的最后一面。当他在法国为Mini Transat资格赛做准备时，接到了父亲在青岛去世的消息。在巴黎机场，他一直等到凌晨3点，却被告知航班因机械故障而取消。那一刻，他知道此生再见父亲一面已是奢望。在郭川的记忆中，父亲长期卧病在床，嘴上却总说自己很好，催促儿子赶紧回去做事。“人总要遇到这一关，可我还没学会怎么面对。父亲总是以我为荣，所以我不能停下来。”郭川就像憋着一口气想要潜到彼岸，“因为一旦停下来，我就会迷失方向。”

138天的修行

郭川是在2010年的春天，萌生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的念头。心念一旦生发，就难以遏制。对于这个念头，朱悦涛是强烈反对的：“太危险了！”郭川让朱悦涛放心，他的决定并不是盲目冒进，经过这几年的系统训练和比赛实践，郭川早已不是往日的他。

在那段时日里，他总是反复向朱悦涛说起一部电影：男主人公也在进行不间断单人环球航行，但在靠近南美某个岛时，他受不了靠了岸，后来他又继续航行，最终回到了英国。媒体把他称为航海英雄，但英雄却一直自责，最终受不了良心的谴责而自杀了。在郭川眼中，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是他实现自我价值的梦想，他不容许自己中途放弃。



郭川

郭川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创纪录。事实上，帆船项目在西方国家开展很早，世界上已经有近70位专业水手驾驶帆船完成过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郭川需要寻找一个窗口期——他发现在40英尺这个船体级别，国际帆联还没有环球航行的世界纪录。他选择了一条异于前人的新路线：从青岛出发穿越赤道，抵达南美洲最南端合恩角，然后向东绕过好望角，再穿越赤道从南中国海域回到青岛。

事实上，单人环球绝不只是一个人的奋斗，而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很多社会资源的整合协助。一向严谨务实的郭川很明白这一点，尽管他的性格并不擅长社交。2012年3月，在三亚沃尔沃帆船赛的一次晚宴上，郭川认识了刘玲玲。当时距离他的环球挑战仅剩8个月，他还在寻找专业经纪团队的协助。“吹牛的人太多了，我一开始不太敢相信。”这是刘玲玲的第一反应。直到她亲眼看到了郭川在法国的训练，郭川的专注打动了她，临走时，她决定帮助郭川，成为他的项目管理人。

但找赞助却远比想象中困难。朱悦涛也曾经尝试帮郭川拉赞助，但很多企业都难以理解——“这么个小船，那不是说翻就翻吗？”担心航海失败影响企业形象，纵使朱悦涛说破了嘴皮子，对方也不认可。现在回想起来，这恰恰是郭川航海面临的现状。“中国人是不亲水的，这种文化基因决定了骨子里不具备海洋意识。哪怕青岛人靠着海，还总说别淹着，归根结底还是害怕冒险。”朱悦涛越想越遗憾，“多少年才出了郭川这么一个人啊。”



2012年11月18日，郭川驾驶无动力帆船从青岛奥帆中心起航，进行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他的家人为他送行

尽管喝彩声寥寥，2012年11月18日，郭川还是独自驾驶“青岛号”帆船离开了陆地，开始了未知的环球之旅。临出发的这天早上，曲春作为国际帆联的代表，来为郭川即将创下的纪录做行前认证。走到船边他看到，船上只有零零星星几个人在忙碌，郭川的妻子正对着清单，安静地整理食物和矿泉水。这个清晨的静谧画面，让曲春印象深刻，恍惚有种夫人送英雄出征的感觉。而郭川则是一贯波澜不惊的样子，即便有大事也不轻易表露情绪。

半人高的麻袋堆在船角，里面放着郭川的全部口粮。曲春翻开一看，竟是300多包薄薄的冻干食品，连种类也只有雪菜肉丝面、西红柿炒蛋饭等三样。“大半年在海上就吃这个，受得了吗？”曲春有些讶异，郭川却默默地憨厚一笑。带上船的矿泉水，在出海后也将很快喝完，郭川随身带了一个海水淡化器，尽管淡化出来的水喝起来味道怪怪的，但这也是唯一的办法。

参加过各种大小极限帆船赛的郭川，比谁都清楚即将面临的风险。首先得熬过睡眠这一关，不能进入深睡眠，每睡20分钟就要醒一次。他和箱子、杂物挤在不到10平方米的船舱里，尽管里面原本有张担架床，但他却一直睡在地板上，以便一旦出现状况，可以迅速翻身起来。海上潮气侵蚀进来，地板上总是湿漉漉的，他也只得和衣而睡。

在船上，他仿佛始终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机械故障、电子系统失灵、帆的破损，这些都会带来令人抓狂的想法——会不会造成连锁反应？会不会就此结束？”所有问题都可能对他的心理造成极大冲击，“相对而言，孤独又算得了什么？”

焦虑如影随形，郭川听说过一个在水手间流传的真实故事。一对法国情侣出海时遇到事故，男人爬上桅杆修理，但下来时却突然卡住了。这真是最危险的事，上面的人动弹不了，下面的人帮不上忙，只能眼睁睁看着男人挂在桅杆上，被吹成了肉干。

而在海上，任何小问题，都可能演变成无穷大的问题。12月的一天，帆船突然遭遇大前帆破损，船帆坠入水中。郭川只得紧急停船，在漆黑的夜里用了整整一个小时才将帆捞起。风浪中他距离水面仅一步之遥，而人一旦落水，船开走了就几乎没有存活的机会。

2013年1月5日，是郭川的48岁生日，也正好是航行的第48天。他打开电脑，和妻子孩子们视频了一小会儿，彼时他最小的儿子还不到10个月，他给儿子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郭伦布。他的年夜饭也是在船上吃的，一袋冻干食物、一袋腊肠和一盒罐头，对他来说半饱半饥是一种常态。他也不怕承认：“在海上我常常流泪，有时候那并不是因为苦，那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是一种十年磨一剑终于要爆发的感觉。”



郭川和家人

在郭川环球的日子里，朱悦涛一直为他捏着一把汗。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察看郭川的航迹，只有看到轨迹在变化，他才能安心，“起码说明人还活着”。有时候郭川也会用卫星电话和朱悦涛通通话，但绝大多数时候，郭川在电话里是闷的，偶尔聊上几句，只有在通过台湾海峡前，郭川曾和朱悦涛聊起正在犹豫如何穿过海峡。“从海峡外侧走安全，从内侧走节省时间，但可能遇上台风。我说你只要平平安安回来，哪怕是用200天、300天都无所谓，都是世界纪录。”但郭川很有主见，最终还是走的台湾海峡内侧。

事实上，郭川的冒险并不是匹夫之勇，而是一场谨慎的冒险。尽管经费有限，他还是花20万欧元聘请了全球最顶级的气象专家，为这场“战斗”配备了最好的情报机关。气象专家给出的精准气象研判，是他做出判断的重要依据。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做出类似的决策。郭川拒绝任何浪漫化的意图，在他看来，运气也是大自然对团队辛勤努力的恩赐。

经过长达138天艰苦卓绝的环球航行，郭川和“青岛号”奇迹般地回到了出发地。快要靠岸时，他情不自禁地扎进冰冷的海水里，奋力游向岸边。在爬上岸的瞬间，他长跪不起，深情地埋头亲吻脚下的土地。

停不下来的船长

在朱悦涛看来，单人环球成功后的郭川已经是个登峰造极的人物了，各种荣誉如潮水般涌来。老大哥有时候也劝郭川：“这个年纪了，挑战也总得有个头吧。”尽管郭川也袒露过，停下来以后想专门做远洋的航海培训。但说这话时，朱悦涛并没感觉到郭川真有退意。“他骨子里不会停下来，他总是不断地为自己树立更高的目标。”这让朱悦涛有些担忧，“这家伙早晚是个水鬼。”

而对于郭川来说，嚼过的馍再吃就没有味道了。接下来他要驾驶一艘99尺级别的三体帆船，挑战北冰洋东北航线的世界纪录。东北航线多年来一直被国际帆船界视为“死亡航道”。为了这次航行，郭川对上世纪70年代起至今的全套全球冰图进行数据分析，经过近两年的可行性研究，他终于发现了其中的机会——东北航线在某段时日里有20天左右的无冰期，这仿佛是老天为他所开的一扇窗。



郭川

不同于以往的单人航海，郭川又一次显示了他的谨慎，对尚未熟悉的超级三体船，他并不轻易独自操控，而是率领船队前往。对他来说，这次航行也是与船不断磨合的过程。四名来自俄罗斯、法国、英国和挪威的顶尖水手，成为郭川的队友。在人选的配置上，郭川也有细致的考量，航行途中要经过俄罗斯的军事管辖地，船员中有会说俄语的当地人显然要便利得多。

浮冰、狂风、大雾和彻骨的寒冷，在15天的航行中，郭川和他的船员们克服了这些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极端环境里，人性往往以最原始的姿态呈现，对于郭川来说，如何让这些个性十足的船员们协同作战，则是他作为船长的考验。但此刻的他早已不是10年前那个手忙脚乱的“形象船长”，现在的他已经成为真正的船长，有能力把整条船凝聚在一起。

2015年9月16日，郭川再次创造了自己的职业新高度——实现了人类第一次以不间断、无补给方式穿越北冰洋东北航道的世界纪录。这次开拓性的航行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帆船界权威杂志《帆船与航行》把年度成就奖授予郭川，并这样评价：“作为来自帆船航海并不发达的国家——中国的水手，郭川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帆船航海的潜力。”而在中国帆船航海圈里，郭川也逐渐走上神坛，影响了很多后继者。



2016年9月16日零点48分24秒，郭川和队员们驾驶“中国·青岛号”冲过白令海峡终点线，创造了完成北冰洋东北航线的世界纪录

但在郭川的内心，挑战却是永不止步的。在这次单人驾驶三体船穿越太平洋的挑战中，吴亮原本要代表国际帆联，见证郭川冲过终点。在他的印象中，出发前的郭川一直很忙，除了要对船上众多的复杂细节进行检查外，还要应对繁忙的媒体采访和公益活动。“这几乎是所有职业航海家都要面对的，除非你没有赞助商，不需要媒体曝光量。”尽管从私心来讲，航海家们或许不愿在此耗费过多时间，但对于被贴上英雄标签的郭川来说，他无疑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他是代表着中国航海界在挑战，而不是当初寂寂无名的冒险者。

“他也在不断树立自己，不断让自己的成绩与外界的期待相契合。”朱悦涛承认，这些外部的标签和力量也会影响郭川内心的选择。但他更愿意将之视为一种精神动力，“如果是包袱，郭川不会越走越高”。尽管如今的郭川在面对媒体时，交流越来越自然，肩膀也不再会紧张地往上耸起，但在朱悦涛眼中，郭川仍然还是当初那个纯粹的人。“他只是变得更谨慎，自制力更强。”

反而是家人朋友们一直希望郭川缓一缓。郭川的一位同学曾这样描述：“我从来没把他当英雄看待，从来没有对他说‘加油’，也没有鼓励他去创造新的世界纪录。看到他，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心疼，我感觉他有压力，内心有种东西在搅扰他。”

在苍茫的大海上，伴随着悠扬的歌声和儿子的笑声，结束了一天劳作的郭川手握船舵，凝神望向远方。夕阳洒在他黝黑泛红的面庞上，海风微微扬起蓬松凌乱的卷发，他的眼神里流露出一股沧桑孤独又满含柔情的味道——这是郭川留给世界的最后一抹影像。在郭川失联后，朱悦涛常常反复播放这首《Hero》，从歌声中他仿佛能读懂郭川的心境。“这或许是一种信号，生活中那些曾经失去的、难以两全其美的东西，或许他越来越明白航海不是生活中的唯一。”郭川的小儿子已经上幼儿园了，他最羡慕的是妻子能去孩子的家长开放日，这种俗世的温暖越来越让他眷恋。而这次太平洋挑战归来，原本可能是一个句号。

（参考资料：《郭川的大洋梦》，黄剑著；《郭川：海上138天》，谢丁著。本文原载于2016年第49期杂志。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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