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生产的全球化
西班牙与葡萄牙几乎同一时间开启了大航海的冒险，起初两国探险者的目的是一致的——直接通往印度、中国，获取香料、奢侈品的贸易特权，打开东方市场。但是，不同线路的选择最终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西班牙人很快就意识到这个文明的处女地根本没有他们想要的商品或市场，却拥有意想不到的贵重金属。
波托西版画，1553年，Pedro Cieza de León绘
1545年4月，迭戈·瓜尔巴（Diego Gualpa）在玻利维亚波南端，海拔高达13000英尺的安第斯山脉上寻找走失的羊驼。在这片荒凉且覆盖着积雪的山梁中，踉跄靡巡的瓜尔巴被石头绊倒。情急之下，他抓住了一根灌木，结果带出了土壤中闪闪发光的金属。就这样，迄今为止全世界最大的银矿——波托西银矿被一位迷途的农民发现了。
由于波托西银矿的含银量高达50%，数十倍于普通银矿，因此欧洲人原先的加热提纯法对这一地区的银矿不仅没用，而且银质会因高温气化而造成损失。西班牙人于是采用印第安人的“土法”炼矿，即用干草和羊驼粪便为燃料，低温烧炼白银。16世纪50年代，西班牙人发明了一种提纯白银的方法（几个世纪前中国人就发明了这一技术），即在不加热的条件下，用汞对银矿进行提纯。这一方法大大提高了白银产量。碰巧的是，在今天秘鲁境内的万卡维利卡发现了大型汞矿。这样一来，美洲的白银生产如井喷式地增长了。据统计，1581年至1600年，仅波托西一处的白银年产量就达到254吨，占全世界产量的60%[2]。而1500年至1600年之间，大约有15万公斤的黄金和740万公斤的白银从美洲流向西班牙[3]。
如此惊人的白银生产需要大批的劳动力。为此西班牙政府制定了一个叫做“米塔”的强迫劳役制度，即秘鲁总督治下的每一座印第安村子，每年必须有七分之一的男性人口，到波托西矿场、万卡维利卡汞矿场或其他公共工程，工作四个月。虽然有薪水支付，但比市场行情低得多。由于恶劣的工作环境、沉重的工作负荷以及低质量的饮食供应，印第安奴工的死亡率高居不下，因此引发了大量印第安人逃离实行米塔制度的地区。
虽然印第安奴工是挖掘银矿、冶炼白银的主力，但是当时的西属美洲银矿区，却有大批来自地球另一面的“淘金者”。1565年，乌尔达内塔（Andrés de Urdaneta）经过130天航行，首次跨越太平洋，开辟了由马尼拉到墨西哥港口城市阿卡普尔科的航线。随着新航线的开辟，亚洲移民就来到了墨西哥。到17世纪，在墨西哥的亚洲移民已经达到5—10万人，这些移民来自中国福建、菲律宾等地，他们大多从事
造船、修筑堡垒以及其他工程项目。17世纪30年代，被锁国令挡在国门之外的日本浪人也漂洋过海来到美洲。西班牙政府破例允许日本武士带刀，指定他们沿着运送白银的公路负责维持治安，防范奴工逃跑等。在西属美洲的中心城市墨西哥城，到处都有中国裁缝、鞋匠、肉贩、绣工、乐师与书记。中国金匠也给由欧洲人把持的金融行业带来冲击。[5]
1588——西班牙的白银之累
哥伦布第一次
远航返回之后仅仅两个月，出身西班牙波吉亚家族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一系列利益交换的条件下颁布诏书，将半个地球赐予了西班牙。随着探险
活动如潮涌入，美洲大陆的广袤日益清晰起来，人们这才发现，西班牙受赐的领土是多么惊人。即便当时波托西地下的银矿尚未发现，对于欧洲其他国家而言，这片土地丰饶的物产和庞大的人口也足以使之垂涎。16世纪初，法国国王便发表声明称，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是全人类的遗产，而不是西班牙王室的私人领地[6]。波托西银矿发现之后，大批白银运往西班牙，这使得欧洲其他国家更加眼红。
最早对西班牙殖民地进行“偷窃”的是威尼斯人。威尼斯商人是中世纪世界商业界的代表，他们几乎无利不图，而且为了从东方贸易中占据一席之地，不惜与基督教国家的敌人——奥斯曼帝国缔结密约。因此他们也不会放弃这样一个直接获取贵金属的机会。1554年，葡萄牙大使声称，西班牙的胡安·德·门多萨对从加泰罗尼亚开往意大利的船进行搜查，居然搜出7万杜卡特的银币，而且大多是威尼斯人携带的。
作为敌对国家的法国也紧跟其后，做起走私白银的生意。据记载，一艘名为“新月”号的法国商船因走私美洲白银，被西班牙扣留在安达卢西亚；另一起事件则是两艘马赛的船只被扣在利翁湾，因为船上装满了西班牙银币。1567年，有人从法国里昂的海关账簿上看到，有90万杜卡特的贵金属货币从西班牙进入这个城市，其中还包含40万金币。据1556年的一份报告称，每年从西班牙流入法国的金币多达550万。[7]其他国家也是如蚁附膻，抓住一切机会从中分得一杯羹。其中对西班牙的白银之路打击最大的是英格兰。
起初，在新大陆的新资源开发的同时，也创造出许多新的商机，比如臭名昭著的奴隶贸易。无法染指美洲银矿生意的欧洲人发现，原先人口众多的美洲，在西班牙强盗的屠刀以及旧大陆病毒的双重摧毁下，出现了人口锐减。而惨无人道的奴工政策又丧失了可供驱策的劳动力。因此，从非洲或其他地方贩运奴隶，供给美洲急缺的劳动力市场，成为一桩一本万利的生意。英国著名的海商约翰·霍金斯就是奴隶贸易的佼佼者。
由于西班牙政府不允许外国人与殖民地进行贸易，因而早期的奴隶贩运都是通过走私。霍金斯于1562年率领一支由三艘舰船组成的船队，开始了他第一次奴隶贸易之旅。这支舰队在西班牙领航员的指引下，来到非洲的几内亚，虏获300多名黑人，贩运到今天的海地，换取兽皮、糖、珠宝等货物。
霍金斯不仅收获了财富和地位，也开创了英国“三角贸易”（欧洲—非洲—美洲）的历史。顺风顺水的霍金斯不断扩大自己的贸易范围，用黑奴换取了英国人梦寐以求的美洲白银。他的数次航行甚至得到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秘密投资。1568年9月，霍金斯船队在返航途中遭遇风暴，于是被迫停靠在墨西哥港口维拉克鲁斯。在占领了邻近岛屿圣胡安·德·乌鲁阿岛之后，又遭遇了西班牙走私武装船队。两支舰队爆发了冲突，最终以霍金斯大败亏输结束。这场惨败激起了一个参与战斗的年轻人的斗志，自此他立誓要凭一己之力报复西班牙。这个人就是霍金斯的表弟，未来英西海战的英雄——弗朗西斯·德雷克。
弗朗西斯·德雷克，1590年，马尔库斯·切拉厄茨绘
和表兄霍金斯不同，满怀仇恨的德雷克从一开始就放弃了走私贸易这种遮遮掩掩的手段，一出手就是直接抢掠。1573年，德雷克第一次用一艘俘获的西班牙快船，载满从诺布雷·德·迪奥斯港劫掠的黄金，衣锦还乡。1577年，德雷克启动了一项更大的劫掠计划，该项计划有两个目标：其一是穿过今天智利南端的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探索未知的南方大陆，并将其纳入英格兰领土，顺道在各香料产地建立基地；其二是抢掠西南美洲。
又是在英格兰女王的秘密资助下，德雷克驾驶着旗舰“鹈鹕”号，率领其他4艘战舰，从英国普利茅茨港出海了。远征期间，德雷克用自己的家徽改名旗舰为“金鹿”号。在损失了两艘远征舰之后，德雷克率领剩余的三艘舰船勇闯麦哲伦海峡。由于海上气候变幻莫测，最终只有金鹿号一艘舰船冲出海峡，沿着南美洲东海岸一路北上。1579年2月，德雷克潜入西班牙殖民地秘鲁首都利马的外港——卡亚俄，从停靠在此的西班牙“圣克里斯托瓦尔”号上大捞一笔。之后，德雷克又追击了一艘名为“卡卡费尔戈”号的西班牙大船，劫获了价值30万比索的财富，包括36吨黄金、26吨白银以及无数的宝石。
满载财宝的金鹿号花了3个月时间，横穿太平洋，在摩鹿加装载了6吨重的丁香（一种名贵香料）。接着，它又穿过印度洋，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北行，最终于1580年9月返回普利茅茨港。这是继麦哲伦之后人类历史上第二次环球航行，也是英国人的第一次。德里克带回了价值50万英镑的财富，使得每一位投资的股东获得了百分之四千七百的惊人回报[9]！
德雷克环球纪念章，大英博物馆藏
德雷克的劫掠活动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此后数年当中，在女王政府的支持下，他的劫掠舰队日渐壮大。据统计，仅英国一家的海上抢劫，就使西班牙每年损失300万杜卡特的白银收入。而1586年，仅靠德雷克一人，就让西班牙全年“颗粒无收”。
面对英国日益严重的威胁，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终于忍无可忍，决心要对这个海盗国家大加挞伐，而对付这一岛国最重要的就是海军。凭借勒班陀海战，西班牙打造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号称“无敌”。就舰船数量规模而言，无敌舰队的确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庞大的舰队。而英格兰海军与之相比，则显得稚嫩很多。
给人的印象是，英格兰海军只能发起海盗式的偷袭，至于真正的正面作战，或许不堪一击。然而，由于西班牙多年来忙于四处争霸，海外输入的大量金银并没有用于国内手工业的发展，技术革新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到了16世纪80年代，无敌舰队的火炮还要依赖外国进口。甚至有些装备要悄悄从敌国英格兰那里购买。
关于海战技术，西班牙仍然停留在勒班陀时代：即舰炮仅起到辅助攻击作用，舰船冲撞以及登船肉搏才是决胜的关键。相反，英国自亨利八世时代开始组建独立海军起，就非常注重舰炮技术革新，他的舰队大量装备前装炮，逐渐淘汰了安装在舷墙和船楼上的小型火炮（这类火炮主要对付登船的敌人），同时创造了舷侧火炮[10]。这些技术变革促进了英国人对海战观念的变化，即战舰不再与商船混编，而是独立成建制集团作战。这种舰船技术、作战理念的对比，明显可以看出，即将到来的英西海战究竟鹿死谁手。
1588年，无敌舰队完成集结。这支拥有130艘战舰的舰队，装有1100门火炮和2.7万人。舰队司令是皇族成员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他的舰队出征目标分作两段：先护送士兵穿过英吉利海峡，将6000名士兵运抵弗兰德（用于镇压尼德兰的新教徒），然后返航寻机侵入英国。而英国方面则集结了197艘战舰[11]，2000门大炮和1万多名士兵。舰队司令是理查德·霍华德海军上将，但真正的指挥者却是另西班牙闻风丧胆的弗朗西斯·德雷克。两支规模庞大的大
帆船舰队，相遇在英国普利茅茨港外水面上。
7月31日，海战拉开了序幕。排成半月形的西班牙无敌舰队打算利用上风处的优势进攻英国舰队。这种舰队阵型大概是从土耳其海军那里学来的，目的是利用两个突出的侧翼对正面舰队进行包抄合围，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但是西班牙人很快发现，英国轻巧的舰船可以逆风快速行驶，而且可以迅速占据上风位置，从而最大限度发挥火炮威力。排成一字长蛇阵的英国舰队没有中计，他们深知如果正面冲击必定陷入对方包围圈中。于是德雷克和霍华德分兵攻击西班牙舰队两翼。虽然第一天的战斗双方均没有什么显著战果，但此后数天的激战，双方各自的作战阵型基本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英西海战，1588年8月
8月7日，英国舰队在加莱海域对无敌舰队实施火船攻击，导致后者损失惨重。无敌舰队的半月形舰阵也颇为松动。8月8日，德雷克抓住时机，放弃了未曾奏效的远距离炮击战术，改为近距离作战。英国舰船的机动性增加了近距作战的效果，而缺乏炮弹的西班牙战船则对眼前的敌人束手无策，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德雷克对无敌舰队两翼的猛攻，使得刚刚重组的半月形舰队又一次崩溃。要不是当天海上风云突变，德雷克几乎可以全歼无敌舰队。经历9天的大海战，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惨败告终。当残兵败将历尽艰辛回到里斯本时，整个舰队仅剩一半船只。
无敌舰队的仓皇北顾，如同17年前勒班陀海港前土耳其舰队的折戟沉沙，都昭示着一个强大的权力实际上的霸业中断。源源不断涌入西班牙的白银，就这样在欧洲进行了“再分配”，给像英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带来了宝贵的资本。这种直接掠夺直到17世纪上半页还在继续。刚从西班牙掌控下独立的荷兰也加入到劫掠前宗主国运银船的行列中来。然而，英西海战的双方可能都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一种新的国家体制下进行对抗。而这种体制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白银打造的“绝对主义国家”
“绝对主义国家”是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史学概念。它原本指在欧洲近代历史上，继等级制君主国家之后出现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国家。著名的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称之为“新君主国”。这种政治体制的另一个名称就是“绝对君主制”（absolute monarchy）。
在等级制君主体制下，国王只有宫廷侍从而没有中央政府。国王没有在全国征收固定税款的权利，其财政仅限于领地内的地租收入，就这一点而言，他与治下的领主并无二致。只是领主们在某种程度上会给国王贡献方物，有的国家，领主也需要向国王交纳一定税额。国家的土地普遍为各级领主所有。国王赏赐领主土地，而领主通过效忠礼建立与国王的忠诚联系，并且对国王有军事义务。领主们在各自的领地拥有最大限度的自治权。
包括国王在内的各级领主所领有的土地往往不是连成一片，而是分成许多块，互不相连。以至于国王带着宫廷常年四处巡视，以加强对这些领地的控制，联系当地的贵族，确保其与王室的纽带。当然这些权利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表现。但总体而言，等级制君主国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领主之间并不确定的同盟。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称之为“领地国家”（domain states）[12]。
然而，到了绝对君主制时代，国家利用常设官僚机构对全国进行统一税收。开始拥有常备武力，由中央政府统一指挥。各级领主的治权以及相关的独立的军事权、财政权等基本收归国家。这种国家体制更接近于现代国家模式，而且似乎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发展出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那么所谓的“绝对主义国家”除了说明欧洲的国家文明远远“落后”于中国之外，还能有怎样的历史意义？如果这种制度对于欧洲而言意义非凡，那么促使绝对君主制国家出现的原因又是什么？
这两个问题互为表里，可谓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特意将“绝对主义国家”和古代中国的中央集权国家进行了区别，给后者专门取了个名字叫做“东方专制主义”。前者是建立在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平衡基础上的君主制度，是向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过渡。换言之，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集权”，而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力量与旧领主贵族力量博弈的一种动态平衡。
而这种平衡极其脆弱，不是容易全面倒退便是倾向于全面建立资本主义现代国家。因此恩格斯对此有一个十分著名的论断：“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的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 17、18世纪的绝对君主制，就是这样，它使贵族市民等级彼此保持平衡。”[13]而中国长达两千年的中央集权式的帝国模式，则是一种“超稳定结构”，是建立在小农经济上的皇权体制。尽管在皇权与农民之间横亘着一个士绅阶层，但是三者之间普遍表现为合作下的竞争关系。[14]
20世纪英国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佩里·安德森却并不认同这一传统论断。他认为，绝对主义国家并非是两个对立阶级斗争的平衡结果，这种政体下的政府也不是贵族与知产阶级之间的仲裁者，更不是资产阶级反对贵族的工具，而是已经或濒临破产的贵族用以保护自身特权的“盾牌”[15]。
无论绝对主义国家是新兴阶级力量的体现，还是旧势力的回光返照，历史证明，这种集权国家的确为欧洲建立现代国家和经济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首先，为了建立全国范围的税收体系和统一市场，各个国家将原先分散各处的领土在新的体制下进行整合。这种领土整合在民族、语言、宗教信仰等错综复杂中寻找边界，奠定了后世民族国家的雏形。如英国，自都铎王朝时代基本丧失了海外领土，当亨利八世开启集权道路时，整个英格兰大体在英伦三岛南部自成格局。
18世纪崛起的普鲁士，正是在这种绝对主义国家体制的信念下，开始用武力整合它那如满天星斗般散布欧洲的领地，最终打造成一个军国主义的民族国家——德意志[16]。其次，国家对市场的积极干预，促进了早期市场经济的发展[17]。由于有了全国性税收的权力，国王们对于国内经济的干预力度增加。重商主义成为当时各国的国策，在国内市场趋于统一的同时，如何发展对外贸易成为各国君主关心的重点。葡萄牙国王对达伽马的支持，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对哥伦布的资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对德雷克的投资，都显示出国家力量在这一时期的主导地位。
第三，建立在卖官鬻爵基础上产生的新官僚体制，不仅在功利主义层面加强了社会管理，使得韦伯所谓的“基于理性的”官僚制度得以建立，而且开启了人们对于国家本身的反思，涌现出马基雅维利、霍布斯这样一批政治哲学家。他们的学说，摒弃了之前神学体系下关于国家正义的抽象理念，开始从人性出发，重新思考政府、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开创了近代以来国家权力合法性（或称正当性）的研究。而这些研究，或者说这些学者确立的政治哲学理念，不仅影响到启蒙时期的卢梭、孟德斯鸠，也影响到法国大革命，甚至直至今天仍然决定着一个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判断标准。
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无论绝对主义国家如何“绝对”，它只是一种过渡形态。即便如安德森所说，这是一个旧贵族用来阻止自身经济破产的盾牌，它也会向出乎贵族意料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尽管这种新的君主制国家竭尽所能致力于集权，但君主及其政府始终只能在法律框架下进行有限度的权力集中。由于农民受一系列封建法律和义务的束缚和保护，国王没有权利征募农民，随意扩充军队、大兴徭役。尽管建立了全国性的税收机制，国家却只能通过各式会议机构，以证明征税的正当性。[18]这些都与皇权至上的古代中国有着天壤之别。
如此重大的体制变革，其原因非常复杂。既有宗教改革[19]、15世纪欧洲普遍的工资下降导致的危机[20]，也有农业破产、资本主义的兴起等因素。但美洲白银的推动作用也是非常显见。
以西班牙为例。虽然西班牙的绝对主义肇始于1483年，即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的联姻，但一直到美洲大陆发现若干年后，西班牙王室仍然无法向贵族征税。波托西银矿以及墨西哥的银矿发现后，西班牙王室才得以壮大军事力量，但仍然靠举债度日。尽管如此，美洲白银使得西班牙在损失国内巨额税收的条件下仍然能够加强王室的力量。而英国，自金雀花王朝的“无地王”约翰与贵族签订“大宪章”以来，王室的征税权牢牢掌握在议会手中。尽管历代英王都有税负极其沉重的年份，但那只是战时特例。进入都铎王朝时代，尤其是伊丽莎白一世当朝时期，由于王室投资殖民贸易以及海上劫掠活动，王室财力雄冠一时。这些都是王室得以集权的财力基础。
另外，由于白银大量涌入欧洲，推动了货币地租取代实物地租，加上城市中产阶级的壮大以及前现代工业的发展，造成了农民流动性加强。这恰恰破坏了贵族经济的基础。由于过度依赖固着在土地上的依附农民（农奴），贵族经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这也使得国王趁机将治权收回，并且以农民保护者的身份合法地集中权力。
就在西欧各国纷纷发生变革的时候，世界的另一头，也在经受着一波波的白银浪潮，并且随之起舞浮沉。
大明王朝——另一个白银帝国
在一般印象中，明王朝的对外交往在郑和七下西洋之后便终止了。大明的保守与封闭成为后世诟病的对象。的确，由于国内市场的广大，明朝的省际贸易远远大于对外贸易。而且，蒙古势力退回大漠之后，陆上丝绸之路再度隔绝，也使得明朝的对外交往收到限制。加上明朝君臣对于蒙元时期的世界政策缺乏认同，尤其是经历了“异族统治”后，明王朝致力于重建华夏文明体系，因此“内视”视角的回归成为有明一代的政治主题。
然而，正如美国的亚洲史学家墨菲所言，“不论官方的保守还是基于儒教的反商主义，都未能阻碍经济生活中正在发生的变化” [21]。首先是从东南亚引进了更高产量的稻种。其次是在16世纪通过西班牙引入了美洲的高产作物——玉米甘薯、马铃薯和花生。这些高产作物对于17、18世纪明清人口的爆炸式增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如果说农作物的引进对于中国经济变化的影响是渐进的、潜移默化的，那么对外贸易的扩大与繁荣则在根本层面上影响着帝国的走向。
1510年，葡萄牙舰队占领印度重要港口城市果阿。此后，葡萄牙人以此为基地迅速向东、向西扩张。1514年，葡萄牙航海家科尔沙利（Andrea Corsali）等到中国，购买景德镇瓷器达十万件。1522年，葡萄牙国王下令，所有从东方回来的货船所载货物，必须有三分之一的瓷器。生丝是利润最大的东方商品之一。他们从中国大量进口生丝，一部分卖到欧洲，另一部分则销往日本。由于明朝与日本之间因种种障碍无法直接贸易，而日本对中国生丝的进口又十分依赖，因而葡萄牙人得以趁机做中间代理。据统计1580—1590年间（明朝万历八年至十八年），每年从澳门运往果阿的生丝有三千担，成本为二十万两白银，利润则达到三十六万两。而到了1636年（明崇祯九年），仅一年的生丝运货量就达到六千担，利润高达七十二万两。
西班牙直到1565年占领菲律宾，才在太平洋地区有了立足点。1570年，西班牙人就和中国商人建立了联系。1573年，装载中国货物的商船第一次从马尼拉驶往美洲，船上就有绸缎720匹、棉布11300匹、瓷器22300件等。1636年之前，每艘西班牙大帆船登记运载的丝织品都在300—500箱之间，而1636年当年就有超过1000箱丝织品运载量的大帆船航行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
进入17世纪，荷兰人加入到太平洋贸易中来，而且成功地主导了中国和欧洲之间的瓷器贸易。17世纪上半叶，超过300万件瓷器从中国运到欧洲，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荷兰人采购的。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统计，1602—1644年，该公司从中国贩运到印度尼西亚的瓷器达42万件以上。明末清初80年间，经荷兰东印度公司之手运往国外的中国瓷器，总数在六千万以上。[22]
16—17世纪早期经济全球化中的东西方贸易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从白银的生产与流通窥见其中惊人的奥秘。新大陆被发现之前，欧洲一直是旧大陆最大的产银区。14世纪，由于银矿数量的增加和采矿、加工技术的提高，欧洲白银产量达到历史峰值——平均年产量为50吨。此时亚洲最大的银区在中国云南，中国其他地区也有为数不多的银矿。就中国一国而言，白银年产量的高峰大约在元中期，数量约为31吨。
在进入16世纪之前，全世界的商业运转就是依靠这些为数不多的白银。然而，美洲白银的大开发，极大地改变了国际贸易硬通货流通量。美国史学家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则估计，在1550—1650年间，通过菲律宾进入中国的白银约2304吨，其中将近一半是通过走私船运送。斯卢伊特尔（Enel Sluiter）的估计则是，1576—1664年，西班牙殖民地生产的白银，有约2023吨运到了马尼拉，其中绝大部分流入了中国。
[23]研究明清史的美国汉学家魏菲德（Fredric Wakeman, Jr）相信，通过菲律宾的马尼拉流入中国的白银占西属美洲白银产量的20%，而且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进入中国。因此，两下加在一起，美洲白银一半成了中国市场的硬通货。[24]对此估计最为乐观的当属弗兰克，他综合各方统计数据认为，16至17世纪全球白银输入中国达7000—10000吨，占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25]。
16世纪，日本也发现了好几处银矿，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石见银山的开采。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石见银矿一地的产量就占世界产银量的三分之一。每年从日本流向中国的白银就有15万—18.7万公斤之多。尤其是，明朝白银价格高于欧洲和日本很多，以16世纪80年代的金、银比价而言，中国的比率为1:4，而欧洲则高达1:12，一度还达到1:15。因此欧洲人很多到中国直接经营白银生意，他们或从欧洲或到日本收购白银，再运往中国卖出，用以换取黄金或其他商品，利润十分可观，同时又加大了对中国的白银输入。因此皮埃尔·肖努估计，在这两个世纪里，日本和美洲流入到中国的白银总量达到4000—5000吨[26]。
张居正画像
如此庞大的白银输入，给明帝国带来了不同以往任何时期的变化。首先就是“一条鞭法”税收政策的实施。这种税法的实质是，将徭役、田赋以及各种杂差和贡纳合并为一条，折合成银两交纳。一条鞭法一改晚唐以来的两税制，把夏秋两季分成两次交纳的税赋合并为一次交纳，避免了其间胥吏、官府的盘剥和重敛。其最重大的意义是，将数千年的实物地租彻底转变为货币地租为主的税赋制度。[27]一条鞭法自嘉靖年间就出现了。
当时庞尚鹏、海瑞等在福建漳州、浙江宁波等地就开始实行这种税制[28]。究其原因，当时已经开始出现大规模白银输入的情况，而漳州、宁波等地以出海港口的地利之便，成为最早的白银涌入之地。然而经嘉靖、隆庆两朝，一条鞭法时断时续，最终在万历朝初期成为定制，这里除了张居正掌握了之前内阁首辅所从未有的权柄之外，白银输入规模处于巅峰的事实可能是最为根本的原因。
其次则是江南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晚明时期，江南的苏、松、常一带涌现出大批市镇。这种市镇相比于定期集散的“集市”，具有市场固定、规模巨大、相互联系紧密等特点，需要大量商品和货币的流通才能保障。这些市镇形成了资源互补、分工细化的一体化市场网络，成为沟通府县与乡村的重要市场。得益于这种市场网络，江南地区的蚕丝业、棉纺织业异常发达。除了农民的家庭作坊外，大规模的雇工工坊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以市场为主导的商品生产，不再是自给自足为主、市场为辅的生产模式。而以“牙行”为代表的行会组织，在组织商品生产、销售等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催生了以丝绵纺织业为主的手工业大发展，加之海外大量白银作为资本，使得明朝江南地区手工业商品生产临近突破，准备向新的经济体系迈进。然而此时，一场世界性白银危机打断了所有的进程。而随之引发的一系列国内政治、军事危机，则彻底将中国引向了另一个方向。
“17世纪危机”与明帝国的衰亡
所谓“17世纪危机”，是指自1620年以来，发轫于西班牙、波及全球并且持续几十年的经济危机。关于这场危机的成因，包括了全球性气候变化引起的农业减产，美洲白银开采量下降，贸易政策波动等因素。而后两者则是放大危机效应和范围的主要推手。
1620年至1660年间，由于长期的贸易逆差，欧洲首先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受沉重打击。为了阻止贸易逆差，西班牙政府采取了限制贸易的措施，使得依靠进出口生意的东南亚地区首当其冲遭遇危机。17世纪20年代之前，每年停泊在马尼拉的中国商船多达41艘，到了1629年便减至6艘。贸易量的大幅缩减，进出口商品价格的降低以及长达数十年的干旱，使得东南亚地区陷入经济困境。而依赖这一贸易中转站的中国，自然也连带受损。1610年，波托西银矿产量开始下滑，到了 1630年代已经无法满足西班牙商人在马尼拉的开销了[29]。而此时日本也针对大量的白银外流限制了白银贸易的规模。两大产银区的生产、流通衰减，包括欧洲通过东南亚的贸易缩减，直接导致中国白银输入的大幅度减少。
雪上加霜的事件层出不穷。1634年，西班牙政府出台了进一步的贸易限制令，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这主要是针对中国）；1639年，许多中国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当地土著的屠杀；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贸易往来；1641年荷兰夺取马六甲，切断了葡萄牙通往中国的贸易路线。一波又一波的贸易危机引发了货币危机。中国国内，铜银比价一路飙升，引发了剧烈的通货膨胀，江南等经济发达地区物价暴涨，人心浮动。刚刚起步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最需要资本注入的时候，资金链条突然断裂，资金周转困难的情况下生产难以为继，导致大型工坊纷纷破产。
最为重要的是，由于市场上白银流通量骤减，影响到了帝国财政。明帝国的军队是当时世界上火器化程度最高、组织程度最复杂的军队之一，这样的军队需要大笔资金投入才能维持战斗力。然而，一系列的经济危机打击下，朝廷显然无力供养这样一支“现代化”武装力量。因而在“流贼”（农民起义）与“建虏”（后金、清）之间左支右绌的大明王朝，最终轰然崩塌。
当然，明朝的覆亡不完全是白银危机造成的。连年的灾荒对农业的打击，官僚系统在低俸禄制度下形成的全体腐败，人口的严重下降等因素，都在形成合力，蚕食着明帝国的基础。然而，不同于以往时代的明王朝此时已经形成银本位的经济体系，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已经到了水乳不分的阶段。如果我们忽略世界经济波动对帝国的影响，恐怕难以真正理解这一历史阶段的中国和世界。
明帝国的覆亡，在整个东亚造成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一个大国的改朝换代。而是造就了另一个东亚贸易中心——日本。
从柿右卫门、葛饰北斋到梵高——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日本
1602年，荷兰十几家与东印度有贸易往来的公司合并组建了著名的东印度公司，该公司垄断了国内在非洲好望角以东、南美洲麦哲伦海峡以西所有区域的贸易[30]。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仅是一个商业机构，而且肩负国家职能，可以自行雇佣士兵、与其他国家缔结合约、对殖民地有权进行治理等。17世纪上半叶，荷兰凭借殖民公司的力量，在全世界建立了殖民地。从南非到太平洋诸岛再到美洲沿岸，荷兰人的殖民贸易据点如同一张蜘蛛网，覆盖在世界各个角落。这一过程中，荷兰人成功排挤掉葡萄牙人的势力，逐渐成为与东亚贸易的主导力量。
161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取得了与中国贸易瓷器的稳定权利，几年后，大批中国瓷器涌入荷兰，使得普通家庭都能买得起这种精美的器皿。荷兰几乎成为中国瓷器在欧洲的代理商（见本文前揭文字）。然而，17世纪50年代，随着中国的明清鼎革，以及英、法先后对荷兰的殖民体系甚至本土进行打击，中荷贸易走向低谷，直至停顿。而此时另一个替代中国向欧洲输出瓷器的国度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那就是日本。
日本的陶瓷烧造技术来源于中国和朝鲜，但长期以来，日本陶瓷无法与中国竞争。丰臣秀吉征朝鲜的失败，却给日本带来朝鲜制瓷技术和工匠。17世纪初，日本出现古九谷瓷，这种瓷器以低温釉上彩而著名[31]。1646年，佐贺有田町的酒井田喜三右卫门利用赤绘技术创烧了五彩瓷。因其所烧制的是一对栩栩如生的陶瓷柿子，所以其所属的藩主赐予其“柿右卫门”的称号。此后柿右卫门瓷器闻名于世。
17世纪晚期，柿右卫门彩瓷象，大英博物馆藏
由于柿右卫门瓷器色彩明丽，留白部分釉质润泽，瓷胎细腻，在中国瓷器断货的时代，满足了欧洲市场。荷兰商人大批收购柿右卫门瓷器，贩运至欧洲，大获其利。1688年，英国伯利庄园订购了第一批日本瓷器，其中包括一对柿右卫门彩瓷象。这对彩瓷象长43厘米，高35厘米，体型如同一只约克夏梗犬。背部、头部和长鼻部分，饰有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象牙和背部饰带上还有金彩。这种色泽艳丽同时具有东方韵味的瓷器，大受西方主顾的欢迎。
18世纪初，贝特格在德国麦森试烧成功了真正的瓷器。但在瓷器装饰方面一直没有突破，只能在瓷器表面用浮雕装饰植物纹样[32]。在柿右卫门瓷器的鼓舞下，麦森瓷器工厂的工匠们终于掌握了釉上彩技术。此后，英国切尔西、伍斯特等城市的陶瓷工匠也纷纷采用这种技术装饰瓷器。由此可见，日本彩瓷对于欧洲瓷器工业的推动作用非常之大。
1630年代，日本德川幕府下锁国令，彻底断绝与葡萄牙等国的贸易往来。但是，幕府向世界开了一个口子，即只通过荷兰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而贸易地点只有长崎一个港口。这也是荷兰商人能够垄断东方与欧洲瓷器贸易的原因所在。然而，时至1720年代，时任幕府将军的德川吉宗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发生了浓厚兴趣，允许译介了大量西学书籍。此举在日本社会引起了西学热潮，他们把来自西方的科学技术称之为“兰学”——即荷兰的学问（因为日本仍然只与荷兰通商）。
在“兰学”盛行的18世纪，西方的绘画技法也传入日本。油画绚丽的色彩，焦点透视的技法，影响了整整一代日本艺术家。其中就包括日后蜚声世界的葛饰北斋（Katsushika Hokusai）。北斋从同时代的前辈画家、业余科学家Shiba Kōkan的作品中，学到了焦点透视，掌握了西方油画的一些技巧。他立即将之运用到自己的创作当中，给日本传统浮世绘带来了新鲜的血液。19世纪早期，北斋集中创作了一批风景画，在这些作品中，他巧妙地运用了焦点透视。如著名的《富春三十六景》中的《神奈川冲浪里》，前景中的巨浪占据画面主体，浪中穿行的三只小舟也显得体量较大，而背景中的富士山则体型最小。这幅传世之作现今收藏在大英博物馆，是18世纪日本艺术的代表作。
神奈川冲浪里，19世纪初，葛饰北斋绘，大英博物馆藏
随着日本瓷器在欧洲的畅销，以及日本与欧洲文化频繁的交流，以北斋为代表的日本绘画也反过来悄然登陆欧洲。由于北斋作品当中将焦点透视和散点透视巧妙地结合起来，浓丽的色彩不仅有西方油画的影响，还有中国工笔彩绘的技法，因此，这种蕴涵了东西方艺术精华的杰作一下子抓住了欧洲艺术家们的眼球。19世纪下半叶，正处于风口浪尖的印象派画家们，仿佛从北斋画作中获得了“天启”，开始纷纷效仿浮世绘的画风。马奈的《吹笛男孩》据说就是在浮世绘的启发下，把画中人物置于一个“悬空”的环境。后印象派的代表文森特·定居巴黎之后，大量搜集浮世绘作品，并将它们临摹成油画，学习其构图和色彩。在《铃鼓咖啡屋的女人》中，梵高在背景中描绘了一幅浮世绘作品，表达了对于这些作品的敬意。
花魁，1887年，梵高绘 铃鼓咖啡屋的女人，1887年，梵高绘
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日本东京都美术馆举办了“梵高：流转的日本之梦”大展，以纪念这位艺术巨匠与日本艺术之间微妙的关联，展示东西文化之间的互通与交融。
结语：
八里尔银币的故事就此告一段落。美洲的发现与开放，白银的开采与流通，这些包含血泪的历史牵动了世界的脉搏，以一种令人震撼的方式开启了近代历史的序幕。人类在全球化的道路上迈进了新的门槛。在经历了无数次痛苦与失败之后，人们逐渐意识到，这个世界可以以更好的方式连接在一起。尽管还要经历无数的痛苦与挫折，但探索不会有止境，连接不会有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