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强国是怎样炼成的》之总结篇 第八十二章:中国是如何与海洋强国 擦肩而过的(三)

第八十二章：中国是如何与海洋强国

擦肩而过的（三）



第五节：限制造船、限制民船带自卫武器等于自废武功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中国在历史上长期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抛开政府如郑和般的强大海军，即使是民间的海上武装力量也足以保护民船正常的海上捕捞和海上贸易。但从明代开始，统治者拉历史的倒车，限制民船的大小，限制民船带自卫武器，等于自废武功，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机遇。

   首先是限制民船的大小。直至15世纪末叶，中国造船技术尚居世界航运界前茅。但从16世纪开始，在封建专制政权的人为压制下，中国出海船只在技术与质量上就走上了相对落后的道路。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廷规定不许打造双檐大船。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禁”时又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该管文武官员及地方甲长，同谋打造者，徒三年；明知打造不行举首者，官革职，兵民杖一百。”至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虽允许打造双榄船，但又限定“其梁头不得过一丈人尺，舵水人等不得过二十八名。其一丈六七尺梁头者，不得过二十四名”。若“其有梁头过限，并多带人数，诡名顶替，以及讯口盘查不实卖行者，罪名处分皆照渔船加一等”。

   不但不允许你在中国造，在国外造也是要严加治罪的。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清廷还曾规定，严禁“内地商人在外国打造船只违者严加治罪”。

   各种清规戒律，使中国木帆船制造业发生了历史性的大逆转。而与之同期，西方的造船行业却在本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与先进科技的推动下，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如西班牙，早在16世纪初就拥有1000多艘欧洲标准的商船，17世纪中叶以前的荷兰，被誉为“海上马车夫”的造船业跃占世界首位。而此后迅速崛起的英帝国，则更以其一支多得数不清的舰船队，在世界各大洋横冲直撞，锐意扩张。在船体结构方面，欧洲的“夹板船”异军突起，这种船“用板两层”，“厚径尺，横木驾隔，必用铁板两旁夹之，船板上复用铜铅板遍铺”，其坚固程度比当时受掣于官方而无法发展的中国木船高出许多。同时在帆装设备方面，欧洲也融合了传统横帆与阿拉伯三角帆的优点，创造出既有强大采风驱动力，又能在各处风向下使用的“克拉维尔”帆，以后又制造出著名的飞箭式多檐大型远洋快速帆船。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后，随着以钢铁为船壳，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轮船的问世，世界航海业揭开了划时代的新页。

   一进一退，此消彼长，尽管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中小型传统术帆船在总数量与总吨位上仍有相当的实力，并与明代相比还有所发展，但是站在整个世界航运界来观察问题，这种“实力”或“发展”已成了“明日黄花”。在19世纪50年代的西方人心目中，中国帆船的构造与装备，再也不是几个世纪之前那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惊世杰作，而只能是“落后”的代表了。



大航海时代的荷兰帆船

   再来说说海上商船的自带自卫武器。无论是商船渔船，防海盗、防在异乡他国靠泊时的当地恶势力劫持等都需要自卫，在明代，民间海上的自卫力量已经十分强大。无论是郑芝龙还是汪直，对西方海洋强国的海上威胁都有自卫能力。可惜这些自卫力量都毁在明清的朝廷手里了。

清王朝在限制航海工具的同时，还于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84年）严禁中国出海商船携带武器。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又重申：“沿海各省出洋商船，炮械军器概行禁止携带，如地方官不严査禁止，致商船仍行私带者，照失察鸟枪例罚俸一年”。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虽有所放宽，但仍规定“鸟枪不得过八杆，腰刀不得过十把，弓箭不得过十副，火药不得过二十斤。”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又放宽到每船带炮不得过二门，火药不得过三十斤。



大航海时代的英国航船

正当清王朝竭力禁限中国商船携带武器之时，欧洲各国的殖民主义海盗船队却在本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下，以有组织的暴力向东方水域扑来。那些仅有“轻微的防卫的”中国帆船一旦在海上遇到以“火与剑”武装起来的西方舰船，除了束手待毙，坐遭行劫外，别无选择。因此，正如一位西方海盗船长沙烈所供称的，连“一只帆船上的小艇都可以毫无困难地对它（指中国民船）进行抢劫”。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之所以能接二连三地公然训令公司总督，“应用武力来加以阻止”中国在南洋的航业优势，正在于看透了清政府作茧自缚政策的极端愚昧与腐败。

由于中国的“和平”商船队在海洋上迭遭焚劫，昏庸的清政府直到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才如梦初醒，意识到商船出洋携带炮位，原为海面御盗之用。不特各国来广贸易商船，未便禁止，即内地出口商船，概行不准携带炮位，倘遇海面匪船行劫，临时不能抵御，岂有束手待毙之理？况在洋行劫者，不独内地匪徒，想各国夷匪亦有纠约为盗，携带炮位出没海洋，为行旅之害。而内地出洋商船无炮位抵御，该商即不保护货物，亦各爱惜自命，若拘泥禁止，何以卫商旅而御盗劫？”接着，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宣布允许“出海贸易船只”，“携带炮位”，但仍必须“分别梁头丈尺”以定多寡。清廷这些上谕颁发之期，中国沿海与南洋、东洋水域的制海权早就尽操于西方殖民舰队之手。海禁虽缓，但为时已晚，中国木帆船航业的萧条与挨打再也无可挽回了。

如果清前期政府能适时地利用当时尚属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全力支持并发展本国的航海力量，积极参加世界贸易的竞争，努力提髙本国的国民经济水平，则非但中国航海史可以改写，而且整个近代史也必将出现另一种令人鼓舞的格局。

这就是中国的悲剧，政府的海军不为老百姓保驾护航，也不许老百姓拥有武器自卫，就只能任人宰割。



讽刺闭关锁国的漫画

第六节：闭关锁国没锁住强盗却弱化了自身

锁国主要指明清时期的禁海，闭关则主要指清朝时期关闭大部分通商口岸。当然闭关也是锁国的一种形式。

  闭关锁国是明朝和清朝政府实行的严格限制对外交流活动的一项政策，其中包括对外国人来华商务活动的禁止和对中国人出国和出海进行贸易的限制或禁止。

禁海及其原因及危害在前文已有叙述，这里重点说一下闭关。

明清时期清，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在西方和南洋市场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不用说那些闻名遐迩的瓷器、丝绸、茶叶，即是那些民间手工制品也同样受到欢迎。“内地贱菲无足轻重之物，载至番境，皆同珍贝，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艺，以及女红针线，皆洋船行销，岁收诸岛银钱货物百十万入我中土”。故而只要朝廷大力支持航海贸易，不但能左右南洋市场，而且必能在国际关系上继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海上贸易不仅利民，也是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

   清政府依靠对外贸易1729—1837年共计获得了8454.3万两银子，贸易量总值为422717万两银子。据记载1729—1837年间粤海关贸易量总值都是在不断上升，而关税收入也因此而不断上升，贸易量总值和关税指数由1729—1756年的100增长到1828—1837的345.0，足足增长了3.45倍。而关税这一税收在清政府总的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也在不断地提升，据《中国财政通史·清代卷》记载，1653年清政府财政收入总额为2428万两，海关税仅占100万两，所占比重为4%。到了1841年清政府财政收入总额为4125万两，海关税占435万两，所占比重为11%。1901年清政府财政收入总额为8820万两，海关税占2470万两，所占比重已达28%，成为仅次于田赋（占34%）的第二大税种。

当然，商船出海贸易不仅关系着普通商民的日常生计，同时也与地方社会的利益休戚相关。对此，地方政府也积极制定了一些有益于地方利益的相关政策。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正月，漳州府龙溪县向其上级打了一个报告，建议在发给商船县照的同时，给以官单，粘于船照之后，如遇舵手更替情形，即可随时禀明填注。对于这一请求，福建布政司在经过调查之后，认为：“今溪邑大小商船，均系寄泊厦港，俱由厦防厅查验出入。该厅已有添给帮梢之成案。……若回籍改换，旷日持久。否则人照不符，即干盘诘。呈明就地衙门查验更换，给单放行，殊属便民。如籍县于船照后预粘印单，岂能逆料其中途更换，势必空单粘给，难免船户任意添注，益启私租冒顶之端，非所以昭慎重。”尽管这一事件最终没有被当时福建省一级的政府通过，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可以看作是地方政府为出海商民大开绿灯的积极作为。

   可见开放海外贸易是利国利民之举，明清政府为什么一意孤行呢？

   明清朝廷为什么闭关锁国？

   明朝是第一个提出闭关锁国（禁海）的封建王朝，明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者是当时的明太祖朱元璋，他为了在政治上防范日本和保护中国的自然经济，杜绝中国的金属外流，所以实行封锁政策。顾名思义就是禁止中国人和外国人进行平等友好贸易。

    明闭关锁国政策开始于明初，在明隆庆皇帝时期终止，前后共持续了70余年。



   清朝延续了明朝的禁海，同时开始了闭关行为。由于中国与外界的贸易往来引发的问题不断，清廷政府担心中外势力勾结，会产生对本国不利的事情。所以在1717年清朝的政府下了命令，禁止中国的商船到外界进行贸易。

   开始朝廷从贸易方面入手，减少中外人员之间的往来。而在后期，由于外来教会在中国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甚至干涉到了中国的内政问题，所以在1704年政府采取了一些抵制措施。在1716年后清政府开始实行禁教政策，在1727年又明确规定了外国的商船只能行驶到福建、厦门两处。

   到了1757年，乾隆颁布了一道“一口通商”的政令，规定关闭除了广州以外的其他几个通商口岸。而这一命令，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起了闭关锁国政策。在1759年颁布规定限制外国人在中国的买卖行为，规定外国人只能在规定的时间来广州进行贸易，限期以满必须立即离去。另外外商在中国的时候，只能在当地雇佣翻译人员，不能私自传递信件。最严厉的是，清政府加强了对河防的监督，用以监视外来船舶以及过路商人之间的活动。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廷以“江浙等省丝价日昂”，“不无私贩出洋之弊”为由，下令沿海各地严禁丝及丝织品出口，规定“侥有违例出洋，每丝一百斤发边卫充军；不及一百斤者杖一百，徒三年；不及十斤者栅号一月，杖一百，为从及船户知情不首告者，各减一等。船只货物尽入宫。其失察之文武各官，照失察米石出洋之例，分别议处”。同年，又规定，因为“绸缎等物总由丝觔所成，自应一体察禁”。这一愚蠢而苛刻的禁运政策实施五年后，“不特丝价依然昂贵，未见平减，且遇值蚕事收成稍薄，其价较前更昂”，于是被迫“开禁”但仍只许被批准出海之商船，各配搭土丝及二三蚕丝若干，限额出口，“而头蚕湖丝，绸匹等工页，仍严行查禁”，其绸缎纱罗及丝棉等项，禁止传统的丝绸出海，使“内地贩洋商船亦多停驾不开”，直接打击了民间航海贸易事业的正常发展。

中国的商品出不去，对外国货实施了高税率。据《中国财政通史·清代卷》记载，鸦片战争前进口货棉花的税率为24.19%、棉纱为13.38%、头等白洋布29.93%、二等白洋布33.53%。

在17世纪至19世纪世界性市场形成时期，西方经济学者无不认识到“只要输人外国的商品不超过输出，……显然不会使王国丧失什么”。大量的商品输出，不但可以刺激本国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改进生产工具，而且可以通过航海贸易直接换回大量金属货币，以增加国内商品的流通手段，不断地扩大再生产。这本来是对发展国计民生大有益处的美事。然而，航海贸易是最富于国际性的经济交往活动。旨在维护晚期封建主义统治与“尊严”的清王朝，在拼命限制本国航业的同时，对当时掀起的世界资本主义贸易浪潮也必然取闭关锁国式的鸵鸟政策。

马克思曾经说过“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中国的首要条件”，一旦这种条件被“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清王朝为保存实行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最害怕的便是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与儒家思想文化体系的异化。

可是，英国殖民者并未在清廷禁令前却步不前。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很快就发生了中外瞩目的英国船队直上天津控告粤海关勒索陋规等弊端的洪仁辉案。乾隆帝对此的回答是：一方面査办有关官员，满足外商部分要求，另方面则将“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图违例别通海口”的洪仁辉投进澳门监狱，并迅即签颁《防范外夷规条》，更严格地管理与限制外国人来华通商。这些规条虽然对西方殖民者的侵华步伐不乏暂时的阻滞作用，但从发展的角度看来却是十分消极的，因为它不但无法有效抵御外来人侵活动，而且反倒妨碍了中西间的正常贸易交往，使清朝自隔于国际联系之外，从而对日新月异的外部世界变化盲无所知，结果使中国方的差距越来越大，终致被资本主义的炮舰轰开了封建主义的大门。

自己的商品出不去，外国的商品进不来，中国逐步与世界的发展脱轨。

闭关锁国带给中国十分严重的后果：

一是闭关锁国，限制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工商业的发展，在不知不觉中约束了我国的对外贸易和工商业的发展，让我国的资本主义萌发受到制约。

二是助长了统治阶级妄自尊大的心理，自诩天朝上国，盲目排外，不思进取，保守愚昧。

三是阻碍了中外文化、经济、科技和人才交流，使西方近代科学和技术无法传入我国，使我国和世界严重脱节。中国当时的教育还是以科举为核心的，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导致中国全面落后于世界。统治者还自豪的以为我国物产丰富，不需要其他国家的物品。殊不知，以英国为发源地工业革命在西方已经如火如荼，我国还处在以落后的农业为基础的农耕文明时代在原地踏步。

   以武器为例，当时西方国家的武器都是火枪火炮，而中国的武器多是冷兵器，冷兵器对战火枪火炮，自然是要失败的。西方国家实施了工业革命，一些生产都是使用机器进行。而中国的生产都是作坊式生产，都是纯手工的。

   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危机，使得整个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最后被西方殖民者凌辱。

   闭关锁国的最终结果就是丧权辱国，此后的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及以后的日本长期侵略蹂躏中国，闭关锁国是起点也是主要原因。

参考资料

    1、刘军《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赘述》，《财经问题研究》2012年第11期

   2、明清海禁 ，人民教育网[引用日期2016-07-28]

   3、教育部．人教版七年级下册中国历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

   4、《明朝海禁源于朱元璋的桃花源理想》，《传奇故事:百家讲坛下旬》, 2009(11):5-5。

   5、《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九。

   6、《明史·卷二百十五》 ，国学网[引用日期2017-07-09]

   7、殷雄，《经济学笔记》，新华出版社。

   9、《海禁下的民间活力：尼古拉一官》,国立故宫博物院：十七世纪的台湾、荷兰与东亚。

   10、《中国财政通史.清代卷》

   11、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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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二章：中国是如何与海洋强国

擦肩而过的（三）



第五节：限制造船、限制民船带自卫武器等于自废武功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中国在历史上长期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抛开政府如郑和般的强大海军，即使是民间的海上武装力量也足以保护民船正常的海上捕捞和海上贸易。但从明代开始，统治者拉历史的倒车，限制民船的大小，限制民船带自卫武器，等于自废武功，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机遇。

   首先是限制民船的大小。直至15世纪末叶，中国造船技术尚居世界航运界前茅。但从16世纪开始，在封建专制政权的人为压制下，中国出海船只在技术与质量上就走上了相对落后的道路。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廷规定不许打造双檐大船。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禁”时又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该管文武官员及地方甲长，同谋打造者，徒三年；明知打造不行举首者，官革职，兵民杖一百。”至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虽允许打造双榄船，但又限定“其梁头不得过一丈人尺，舵水人等不得过二十八名。其一丈六七尺梁头者，不得过二十四名”。若“其有梁头过限，并多带人数，诡名顶替，以及讯口盘查不实卖行者，罪名处分皆照渔船加一等”。

   不但不允许你在中国造，在国外造也是要严加治罪的。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清廷还曾规定，严禁“内地商人在外国打造船只违者严加治罪”。

   各种清规戒律，使中国木帆船制造业发生了历史性的大逆转。而与之同期，西方的造船行业却在本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与先进科技的推动下，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如西班牙，早在16世纪初就拥有1000多艘欧洲标准的商船，17世纪中叶以前的荷兰，被誉为“海上马车夫”的造船业跃占世界首位。而此后迅速崛起的英帝国，则更以其一支多得数不清的舰船队，在世界各大洋横冲直撞，锐意扩张。在船体结构方面，欧洲的“夹板船”异军突起，这种船“用板两层”，“厚径尺，横木驾隔，必用铁板两旁夹之，船板上复用铜铅板遍铺”，其坚固程度比当时受掣于官方而无法发展的中国木船高出许多。同时在帆装设备方面，欧洲也融合了传统横帆与阿拉伯三角帆的优点，创造出既有强大采风驱动力，又能在各处风向下使用的“克拉维尔”帆，以后又制造出著名的飞箭式多檐大型远洋快速帆船。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后，随着以钢铁为船壳，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轮船的问世，世界航海业揭开了划时代的新页。

   一进一退，此消彼长，尽管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中小型传统术帆船在总数量与总吨位上仍有相当的实力，并与明代相比还有所发展，但是站在整个世界航运界来观察问题，这种“实力”或“发展”已成了“明日黄花”。在19世纪50年代的西方人心目中，中国帆船的构造与装备，再也不是几个世纪之前那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惊世杰作，而只能是“落后”的代表了。



大航海时代的荷兰帆船

   再来说说海上商船的自带自卫武器。无论是商船渔船，防海盗、防在异乡他国靠泊时的当地恶势力劫持等都需要自卫，在明代，民间海上的自卫力量已经十分强大。无论是郑芝龙还是汪直，对西方海洋强国的海上威胁都有自卫能力。可惜这些自卫力量都毁在明清的朝廷手里了。

清王朝在限制航海工具的同时，还于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84年）严禁中国出海商船携带武器。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又重申：“沿海各省出洋商船，炮械军器概行禁止携带，如地方官不严査禁止，致商船仍行私带者，照失察鸟枪例罚俸一年”。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虽有所放宽，但仍规定“鸟枪不得过八杆，腰刀不得过十把，弓箭不得过十副，火药不得过二十斤。”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又放宽到每船带炮不得过二门，火药不得过三十斤。



大航海时代的英国航船

正当清王朝竭力禁限中国商船携带武器之时，欧洲各国的殖民主义海盗船队却在本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下，以有组织的暴力向东方水域扑来。那些仅有“轻微的防卫的”中国帆船一旦在海上遇到以“火与剑”武装起来的西方舰船，除了束手待毙，坐遭行劫外，别无选择。因此，正如一位西方海盗船长沙烈所供称的，连“一只帆船上的小艇都可以毫无困难地对它（指中国民船）进行抢劫”。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之所以能接二连三地公然训令公司总督，“应用武力来加以阻止”中国在南洋的航业优势，正在于看透了清政府作茧自缚政策的极端愚昧与腐败。

由于中国的“和平”商船队在海洋上迭遭焚劫，昏庸的清政府直到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才如梦初醒，意识到商船出洋携带炮位，原为海面御盗之用。不特各国来广贸易商船，未便禁止，即内地出口商船，概行不准携带炮位，倘遇海面匪船行劫，临时不能抵御，岂有束手待毙之理？况在洋行劫者，不独内地匪徒，想各国夷匪亦有纠约为盗，携带炮位出没海洋，为行旅之害。而内地出洋商船无炮位抵御，该商即不保护货物，亦各爱惜自命，若拘泥禁止，何以卫商旅而御盗劫？”接着，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宣布允许“出海贸易船只”，“携带炮位”，但仍必须“分别梁头丈尺”以定多寡。清廷这些上谕颁发之期，中国沿海与南洋、东洋水域的制海权早就尽操于西方殖民舰队之手。海禁虽缓，但为时已晚，中国木帆船航业的萧条与挨打再也无可挽回了。

如果清前期政府能适时地利用当时尚属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全力支持并发展本国的航海力量，积极参加世界贸易的竞争，努力提髙本国的国民经济水平，则非但中国航海史可以改写，而且整个近代史也必将出现另一种令人鼓舞的格局。

这就是中国的悲剧，政府的海军不为老百姓保驾护航，也不许老百姓拥有武器自卫，就只能任人宰割。



讽刺闭关锁国的漫画

第六节：闭关锁国没锁住强盗却弱化了自身

锁国主要指明清时期的禁海，闭关则主要指清朝时期关闭大部分通商口岸。当然闭关也是锁国的一种形式。

  闭关锁国是明朝和清朝政府实行的严格限制对外交流活动的一项政策，其中包括对外国人来华商务活动的禁止和对中国人出国和出海进行贸易的限制或禁止。

禁海及其原因及危害在前文已有叙述，这里重点说一下闭关。

明清时期清，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在西方和南洋市场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不用说那些闻名遐迩的瓷器、丝绸、茶叶，即是那些民间手工制品也同样受到欢迎。“内地贱菲无足轻重之物，载至番境，皆同珍贝，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艺，以及女红针线，皆洋船行销，岁收诸岛银钱货物百十万入我中土”。故而只要朝廷大力支持航海贸易，不但能左右南洋市场，而且必能在国际关系上继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海上贸易不仅利民，也是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

   清政府依靠对外贸易1729—1837年共计获得了8454.3万两银子，贸易量总值为422717万两银子。据记载1729—1837年间粤海关贸易量总值都是在不断上升，而关税收入也因此而不断上升，贸易量总值和关税指数由1729—1756年的100增长到1828—1837的345.0，足足增长了3.45倍。而关税这一税收在清政府总的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也在不断地提升，据《中国财政通史·清代卷》记载，1653年清政府财政收入总额为2428万两，海关税仅占100万两，所占比重为4%。到了1841年清政府财政收入总额为4125万两，海关税占435万两，所占比重为11%。1901年清政府财政收入总额为8820万两，海关税占2470万两，所占比重已达28%，成为仅次于田赋（占34%）的第二大税种。

当然，商船出海贸易不仅关系着普通商民的日常生计，同时也与地方社会的利益休戚相关。对此，地方政府也积极制定了一些有益于地方利益的相关政策。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正月，漳州府龙溪县向其上级打了一个报告，建议在发给商船县照的同时，给以官单，粘于船照之后，如遇舵手更替情形，即可随时禀明填注。对于这一请求，福建布政司在经过调查之后，认为：“今溪邑大小商船，均系寄泊厦港，俱由厦防厅查验出入。该厅已有添给帮梢之成案。……若回籍改换，旷日持久。否则人照不符，即干盘诘。呈明就地衙门查验更换，给单放行，殊属便民。如籍县于船照后预粘印单，岂能逆料其中途更换，势必空单粘给，难免船户任意添注，益启私租冒顶之端，非所以昭慎重。”尽管这一事件最终没有被当时福建省一级的政府通过，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可以看作是地方政府为出海商民大开绿灯的积极作为。

   可见开放海外贸易是利国利民之举，明清政府为什么一意孤行呢？

   明清朝廷为什么闭关锁国？

   明朝是第一个提出闭关锁国（禁海）的封建王朝，明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者是当时的明太祖朱元璋，他为了在政治上防范日本和保护中国的自然经济，杜绝中国的金属外流，所以实行封锁政策。顾名思义就是禁止中国人和外国人进行平等友好贸易。

    明闭关锁国政策开始于明初，在明隆庆皇帝时期终止，前后共持续了70余年。



   清朝延续了明朝的禁海，同时开始了闭关行为。由于中国与外界的贸易往来引发的问题不断，清廷政府担心中外势力勾结，会产生对本国不利的事情。所以在1717年清朝的政府下了命令，禁止中国的商船到外界进行贸易。

   开始朝廷从贸易方面入手，减少中外人员之间的往来。而在后期，由于外来教会在中国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甚至干涉到了中国的内政问题，所以在1704年政府采取了一些抵制措施。在1716年后清政府开始实行禁教政策，在1727年又明确规定了外国的商船只能行驶到福建、厦门两处。

   到了1757年，乾隆颁布了一道“一口通商”的政令，规定关闭除了广州以外的其他几个通商口岸。而这一命令，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起了闭关锁国政策。在1759年颁布规定限制外国人在中国的买卖行为，规定外国人只能在规定的时间来广州进行贸易，限期以满必须立即离去。另外外商在中国的时候，只能在当地雇佣翻译人员，不能私自传递信件。最严厉的是，清政府加强了对河防的监督，用以监视外来船舶以及过路商人之间的活动。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廷以“江浙等省丝价日昂”，“不无私贩出洋之弊”为由，下令沿海各地严禁丝及丝织品出口，规定“侥有违例出洋，每丝一百斤发边卫充军；不及一百斤者杖一百，徒三年；不及十斤者栅号一月，杖一百，为从及船户知情不首告者，各减一等。船只货物尽入宫。其失察之文武各官，照失察米石出洋之例，分别议处”。同年，又规定，因为“绸缎等物总由丝觔所成，自应一体察禁”。这一愚蠢而苛刻的禁运政策实施五年后，“不特丝价依然昂贵，未见平减，且遇值蚕事收成稍薄，其价较前更昂”，于是被迫“开禁”但仍只许被批准出海之商船，各配搭土丝及二三蚕丝若干，限额出口，“而头蚕湖丝，绸匹等工页，仍严行查禁”，其绸缎纱罗及丝棉等项，禁止传统的丝绸出海，使“内地贩洋商船亦多停驾不开”，直接打击了民间航海贸易事业的正常发展。

中国的商品出不去，对外国货实施了高税率。据《中国财政通史·清代卷》记载，鸦片战争前进口货棉花的税率为24.19%、棉纱为13.38%、头等白洋布29.93%、二等白洋布33.53%。

在17世纪至19世纪世界性市场形成时期，西方经济学者无不认识到“只要输人外国的商品不超过输出，……显然不会使王国丧失什么”。大量的商品输出，不但可以刺激本国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改进生产工具，而且可以通过航海贸易直接换回大量金属货币，以增加国内商品的流通手段，不断地扩大再生产。这本来是对发展国计民生大有益处的美事。然而，航海贸易是最富于国际性的经济交往活动。旨在维护晚期封建主义统治与“尊严”的清王朝，在拼命限制本国航业的同时，对当时掀起的世界资本主义贸易浪潮也必然取闭关锁国式的鸵鸟政策。

马克思曾经说过“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中国的首要条件”，一旦这种条件被“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清王朝为保存实行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最害怕的便是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与儒家思想文化体系的异化。

可是，英国殖民者并未在清廷禁令前却步不前。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很快就发生了中外瞩目的英国船队直上天津控告粤海关勒索陋规等弊端的洪仁辉案。乾隆帝对此的回答是：一方面査办有关官员，满足外商部分要求，另方面则将“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图违例别通海口”的洪仁辉投进澳门监狱，并迅即签颁《防范外夷规条》，更严格地管理与限制外国人来华通商。这些规条虽然对西方殖民者的侵华步伐不乏暂时的阻滞作用，但从发展的角度看来却是十分消极的，因为它不但无法有效抵御外来人侵活动，而且反倒妨碍了中西间的正常贸易交往，使清朝自隔于国际联系之外，从而对日新月异的外部世界变化盲无所知，结果使中国方的差距越来越大，终致被资本主义的炮舰轰开了封建主义的大门。

自己的商品出不去，外国的商品进不来，中国逐步与世界的发展脱轨。

闭关锁国带给中国十分严重的后果：

一是闭关锁国，限制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工商业的发展，在不知不觉中约束了我国的对外贸易和工商业的发展，让我国的资本主义萌发受到制约。

二是助长了统治阶级妄自尊大的心理，自诩天朝上国，盲目排外，不思进取，保守愚昧。

三是阻碍了中外文化、经济、科技和人才交流，使西方近代科学和技术无法传入我国，使我国和世界严重脱节。中国当时的教育还是以科举为核心的，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导致中国全面落后于世界。统治者还自豪的以为我国物产丰富，不需要其他国家的物品。殊不知，以英国为发源地工业革命在西方已经如火如荼，我国还处在以落后的农业为基础的农耕文明时代在原地踏步。

   以武器为例，当时西方国家的武器都是火枪火炮，而中国的武器多是冷兵器，冷兵器对战火枪火炮，自然是要失败的。西方国家实施了工业革命，一些生产都是使用机器进行。而中国的生产都是作坊式生产，都是纯手工的。

   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危机，使得整个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最后被西方殖民者凌辱。

   闭关锁国的最终结果就是丧权辱国，此后的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及以后的日本长期侵略蹂躏中国，闭关锁国是起点也是主要原因。

参考资料

    1、刘军《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赘述》，《财经问题研究》2012年第11期

   2、明清海禁 ，人民教育网[引用日期2016-07-28]

   3、教育部．人教版七年级下册中国历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

   4、《明朝海禁源于朱元璋的桃花源理想》，《传奇故事:百家讲坛下旬》, 2009(11):5-5。

   5、《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九。

   6、《明史·卷二百十五》 ，国学网[引用日期2017-07-09]

   7、殷雄，《经济学笔记》，新华出版社。

   9、《海禁下的民间活力：尼古拉一官》,国立故宫博物院：十七世纪的台湾、荷兰与东亚。

   10、《中国财政通史.清代卷》

   11、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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