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强国是怎样炼成的》之中国篇 与海洋强国擦肩而过 第七十章:宋元时期的海洋经略(一)

第七十章：宋元时期的海洋经略（一）

   第十九节：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繁荣的时代之一

提起宋代，就想到靖康之耻，多才多艺的北宋皇帝宋徽宗赵佶和他的儿子宋钦宗及皇亲国戚大臣等3000多人被金人掳到北方受尽屈辱的情景。还有就是忠臣陆秀夫抱着南宋末代皇帝赵昺跳海的情景。宋朝似乎是一个受人欺凌的弱国，其实不然，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之一，也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



繁荣的宋朝街市

唐朝封建帝国，经过安史之乱后，国力渐趋衰微。至唐晚期，政治益发腐败，宦官专权，朋党争纷与藩镇割据，人民遭受沉重的剥削与压迫，爆发了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敲响了唐朝的丧钟。农民起义失败后，地方藩镇先后称帝，割据一方。从907年朱温唐昭宣帝，自立后梁起，中国历史上为五代十国。

  公元960年，赵匡胤策动的陈桥兵变，推翻了后周，建立北宋。北宋时期，阶级予盾与民族予盾一直十分尖锐，为了维持国家经济，追求奢侈享受，北宋的历朝都十分注重发展商业贸易，鼓励“商贾懋迁”，“以助国用”。《清明上河图》中高耸的城郭、林立的店铺、杂陈的百肆，是画家张择端笔下的汴梁；“近坊灯火如昼明，十里东风吹市声”，是诗人陆游眼中的临安。细究历史我们发现，宋代的都市化似乎应归因于对商业的重视与文化的包容。受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贸易与文化交流影响，宋代延续了唐代的国际化传统，但在规模与成就上更加突出和辉煌。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宋朝贵族生活的豪华与惬意

宋朝也是中国为世界贡献最大的时期，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中国四大发明的三项发明在宋代得到大规模实际的运用，像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币、垂线纺织、瓷器工艺等。宋朝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业等技术都达到了古代前所未有的高度，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

宋代的GDP约占当时全球的一半。国家的综合实力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宋朝都是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国。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多个增加到四十多个，汴京和临安是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从专门记录海外情况的著作《诸蕃图》、《岭外代答》等书中可以看出，宋代进出口贸易规模大、物品种类多，王公贵族与寻常百姓都成为舶来品的消费者。《宋会要辑稿》记载南宋初年通过海道进口的货物有400余种。这些舶来品来自日本、朝鲜、东南亚、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

    宋与日本地区的贸易分两个阶段。在北宋时期，日本藤原时代的全盛时期，日本政府采取消极政策，禁止日商到中国贸易。南宋时期，贸易渐渐增多，明州（宁波）和泉州成为双方主要的贸易门户。从中国的港口出发到日本，顺利的话往返全程只需七天。

   宋与朝鲜的高丽关系密切。海上路程从明州出发，乘南风，顺利的时候五天就可以到达。高丽输入宋的商品主要有高丽扇、高丽墨、高丽纸、高丽铜器等。

   宋朝对越南一直采取绥怀政策。占城商人经过海路通到广州港。占城稻最初由海商贩运到福建，后来受到政府重视，在两浙、江淮一带推广。另外一种有特色的商品是沉水香。因为宋代香药煎汤饮用成为一种待客之道，沉水香受到广泛欢迎。

   宋朝大规模的贸易往来，极大丰富了贸易国老百姓的社会生活。“飓风不作三农喜，舶客初来百物新。”宋代的人们期盼着商人们一路顺风，从海外运来各种新奇之物，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

   宋代的兼納并蓄的包容政策，促进了文化交流和文化繁荣，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大陆和各个岛屿上，商贸联系为宗教开辟着道路。佛教、伊斯兰教、道教、摩尼教等多种宗教在这里汇集，通过长途商贸往来和僧侣们布道，宗教赢得了广大皈依者。宋代无疑是个宽容的时代。

   与中国佛教与妈祖信仰的传出相应，伊斯兰教也从海上传入中国。从公元7世纪开始，穆斯林武士、商人和移民连续向南亚次大陆涌来，在12和13世纪，穆斯林建立的各个王朝统治了印度北部和中部的广大地区，印度海岸贸易也逐渐被穆斯林商人控制。定期访问东南亚的阿拉伯商人也将伊斯兰文化的各种因素传入该地区，这为伊斯兰教从海路传入中国创造了条件。

   宋朝政府鼓励海商招徕蕃商来华贸易，“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对在海外招商作出大贡献的海商，宋朝政府还会赐予官职。当时整个大宋国的海岸线很长，全部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宋人描述说：“岭以南，广为一都会，大贾自占城、真腊（今柬埔寨境内）、三佛齐、闇婆，涉海而至。”这是广州港繁华商贸的写照。泉州港的繁荣不让广州，“泉南地大民众，为七闽一都会，加以蛮夷慕义，航海日至，富商大贾，宝货聚焉”。

  宋朝以开放的胸襟鼓励海外诸国来华贸易，也欢迎远人来华定居。在北宋的汴京，有犹太人聚居点，宋人将他们信奉的犹太教称为“一赐乐业”。

  在泉州与广州等口岸城市，则生活着大批阿拉伯人。当地的姓蒲之人，很有可能便是阿拉伯人的后裔。“蒲”，即阿拉伯语“阿卜”的发音。广州还有很多来自东南亚与东非的黑人，他们是被蕃商当成奴隶贩卖到中国的。据《萍州可谈》记载：“广中富人多蓄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色黑如墨，唇红齿白，发卷而黄。”黑人在宋代中国虽为奴仆，但际遇比在美洲白人那里好多了。

  宋朝还在泉州、广州等港口城市设立蕃坊，供外国商人居住，蕃坊自选蕃长，实行自治。他们的生活习惯、风俗、宗教信仰乃至法律，都获得宋朝政府的尊重。宋朝的蕃坊规模相当大，坊内设蕃长一人，负责蕃商内部事宜。在广州蕃坊居住的外国人，有的长期居住，有的甚至在坊内修建豪宅。宋朝政府又在蕃商集中居住的城市设立蕃学，专供蕃商子弟入学读书。

宽松的保护政策，适合人居的外部环境，外国客商当然“乐不思蜀”。当时外国客商的触角已经伸到行在所临安，那里有条“藁街”，就是外国人居住的街道，里面除常住的外国使节外，也有不少是国内的富商。

  开明、开放、繁华的宋王朝，让番邦诸国产生了深切的向往之情。据说辽国的皇帝耶律洪基，“尝以白金数百，铸两佛像，铭其背曰：‘愿后世生中国’”。甚至有日本女子前来中国，找宋朝男子交换借种，以改良种族。此事记录于宋人周辉的《清波杂志》，摘要如下：“辉顷在泰州，偶倭国一舟漂泊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至郡馆浴之……妇女皆被发，择端丽者以荐寝，名‘度种’。”

  海外贸易直接促进了工业发展。受外贸影响，宋朝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陶瓷业飞速发展，宋瓷漂洋过海名扬海外；食品“赚取外汇”，荔枝脯、糖霜很受外国人的青睐；小手工制造业长足发展，铸造技术领先周边国家。

  一位宋朝诗人写过一首描述泉州港贸易的诗，其中“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诗句，形象地展示了宋朝通商体制下的商业繁华。

   陈寅恪先生曾有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历史学家邓广铭则说，“宋代文化的发展，既超越了居于它之前的唐代，也为居于它之后的元明两代所不能及，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宋代的海上丝绸之路

第二十节：海上贸易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商路。在唐代，海上丝绸之路还是对陆路贸易的补充。这种情况在宋代发生了根本转变。陆上丝绸之路由于沿线政权割据与战火连绵使陆上的交通受到阻塞，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对外交往的最主要通道

  宋代海路主要包括：从广州、泉州、宁波等港口出发，通往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东北非洲等地的南海航线；从明州、杭州、登州等港口出发，通往日本、朝鲜和琉球等地的东海航线。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改变了宋代社会，也影响了整个世界。

宋代无论是在国内航海还是在国外航海方面，其繁盛程度远胜于唐朝时期，是中国航海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

宋朝与东南沿海国家绝大多数时间保持着友好关系，广州成为海外贸易第一大港。“元丰市舶条”标志着中国古代外贸管理制度又一个发展阶段的开始，私人海上贸易在政府鼓励下得到极大发展。但是为防止钱币外流，南宋政府于嘉定十二年（1219年），下令以丝绸、瓷器交换外国的舶来品。这样，中国丝绸和瓷器向外传播的数量日益增多，范围更加扩大。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大大增加了朝廷和港市的财政收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生活，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宋朝在经济上采用重商主义政策，鼓励海外贸易，同中国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扩大到亚、非、欧、美各大洲，并制定了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较强的外贸管理法则。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进入鼎盛阶段。



宋朝有三大对外贸易主港，分别为广州，宁波，泉州。港口的地理便利因素对海外客商很重要，北边日本和朝鲜半岛客商希望宋朝主港口尽量靠北，而贸易量更大的阿拉伯世界和南海诸国则希望港口尽量靠南，两股方向的合力点便平衡在当时地处在南北海岸中点的泉州，正是这一南北两面辐射的地理优势使得泉州在设立市舶司（1087年）正式开港后，迅速先超越明州港（宁波），后追平广州并在南宋晚期反超，成为第一大港，但广州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

宋朝经济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工商业发达，而这仰赖海上丝绸之路。宋高宗赵构云：“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

在宋元时期，支撑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大宗商品，由原来的丝绸变为瓷器。宋代记述海上交通贸易等内容的《萍洲可谈》载：“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也就是说船中主要是瓷器，多得堆满船舱的所有空间，人晚上只能挤在货物上睡觉。尽管宋瓷出口量大得惊人，却还是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导致中国瓷器一运到国外，立即身价倍增，价比黄金，成为外国人珍藏和身份的象征。为此，世界各国一些有心的商人、传教士和制瓷工匠来到中国，通过各种途径千方百计学习中国的制瓷技艺。《欧洲陶瓷史》等有关史料也证明，西方及日本、韩国等国家发达的制瓷业与中国存在密切的师承关系。在中国瓷器的影响下，世界各国的制瓷工业从仿制到创新，均有了极大的进步，从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兴盛与经济的发展。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瓷器以青瓷为主，尤以龙泉青瓷为重。龙泉本土青瓷研究专家方海、方岳在《日本的“龙泉青瓷热”与其体现的禅意美学特点浅析》（《艺术与设计》（理论版2016年第11期）一文中也指出：“尤其是在日本出土的13世纪下半叶（元初期）至14世纪中叶（元后期）的中国贸易陶瓷中，龙泉青瓷已经占主流地位，成为中国贸易陶瓷的代表。”

宋元及明初时期的龙泉城市面积达6平方公里，人口达十余万。大街上商业兴旺，各种瓷器店铺林立，国内外来此做青瓷生意的商贩往来街巷，热闹非凡，是真正的瓷都。龙泉及瓯江两岸，是宋元及明初海上丝路内陆地区最主要的起始地。中国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在为《龙泉县地名志》作的序中说：“从中国东南沿海各港口起，循海道一直到印度洋沿岸的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和东非沿海……无处没有龙泉青瓷的踪迹，这条漫长的‘陶瓷之路’，实际上就是中国陶瓷特别是青瓷开拓出来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八百里瓯江》一书指出：“八百里瓯江，历来是浙西南的水上交通要道，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特别是海上瓷器之路的重要节点。

据《文献通考》记载：宋神宗后期某年北宋税赋总收入为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占30%，工商税占70%。这不仅促进了国家财政增收以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升，更推动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与文化交流。而这一切，均要仰赖被宋元视为黄金生命线的海上丝绸之路。

   宋元时期不仅近海航行十分兴旺，远洋航行也十分发达，通航区域非常广泛。南洋、北印度洋、地中海等区域都留下了中国航海者的踪迹，出现了“东西南数千万里，皆得梯航以达其道路”“虽天际穷发不毛之地，无不可通之理”的鼎盛局面。两宋时期的远洋航行十分活跃，主要以广州、泉州为起航港，中国海船频繁地驶向亚非地区，根据相关航海文献记载，当时主要的远洋航路为广州、泉州——三佛齐——阁婆——兰里——故临——大食；广州、泉州——三佛齐——阁婆——兰里——麻离拔；广州、泉州——三佛齐——阁婆——兰里——东非等几条航路。其中后两条是横渡印度洋的航路。在宋朝远洋航海基础上，元朝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13世纪中后期至14世纪中期，中国国力强盛，国威远播欧、亚、非三大洲，随之而来的便是极为频繁与广泛的各种性质的中外远洋交往。同时，一些名垂史册的航海人物也出现在一次次的远洋活动当中，如汪大渊两次远洋考察以及马可·波罗到访中国。

参考资料：

1、云中天《中国历史上的大航海》，三峡出版社，2007年

2、[美]郝延平. 中国三大商业革命和海洋[A]. 张炎宪. 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六辑[C]. 台北：中研院社科所，1997.

3、洪迈.夷坚志补：卷21，鬼国母[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蔡永蒹、西山杂志：东埕[M]. 泉州海交馆抄本.

6、洪迈、夷坚丁志：卷6，泉州杨客[M]. 北京：中华书局. 1981.

7、方回.桐江集：卷6，己亥前上书本末[M].宛委别藏：第10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

8、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浅探  ．新华社[引用日期2018-03-20]
9、朱绍侯．《中国古代史教程（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

10、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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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章：宋元时期的海洋经略（一）

   第十九节：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繁荣的时代之一

提起宋代，就想到靖康之耻，多才多艺的北宋皇帝宋徽宗赵佶和他的儿子宋钦宗及皇亲国戚大臣等3000多人被金人掳到北方受尽屈辱的情景。还有就是忠臣陆秀夫抱着南宋末代皇帝赵昺跳海的情景。宋朝似乎是一个受人欺凌的弱国，其实不然，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之一，也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



繁荣的宋朝街市

唐朝封建帝国，经过安史之乱后，国力渐趋衰微。至唐晚期，政治益发腐败，宦官专权，朋党争纷与藩镇割据，人民遭受沉重的剥削与压迫，爆发了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敲响了唐朝的丧钟。农民起义失败后，地方藩镇先后称帝，割据一方。从907年朱温唐昭宣帝，自立后梁起，中国历史上为五代十国。

  公元960年，赵匡胤策动的陈桥兵变，推翻了后周，建立北宋。北宋时期，阶级予盾与民族予盾一直十分尖锐，为了维持国家经济，追求奢侈享受，北宋的历朝都十分注重发展商业贸易，鼓励“商贾懋迁”，“以助国用”。《清明上河图》中高耸的城郭、林立的店铺、杂陈的百肆，是画家张择端笔下的汴梁；“近坊灯火如昼明，十里东风吹市声”，是诗人陆游眼中的临安。细究历史我们发现，宋代的都市化似乎应归因于对商业的重视与文化的包容。受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贸易与文化交流影响，宋代延续了唐代的国际化传统，但在规模与成就上更加突出和辉煌。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宋朝贵族生活的豪华与惬意

宋朝也是中国为世界贡献最大的时期，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中国四大发明的三项发明在宋代得到大规模实际的运用，像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币、垂线纺织、瓷器工艺等。宋朝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业等技术都达到了古代前所未有的高度，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

宋代的GDP约占当时全球的一半。国家的综合实力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宋朝都是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国。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多个增加到四十多个，汴京和临安是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从专门记录海外情况的著作《诸蕃图》、《岭外代答》等书中可以看出，宋代进出口贸易规模大、物品种类多，王公贵族与寻常百姓都成为舶来品的消费者。《宋会要辑稿》记载南宋初年通过海道进口的货物有400余种。这些舶来品来自日本、朝鲜、东南亚、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

    宋与日本地区的贸易分两个阶段。在北宋时期，日本藤原时代的全盛时期，日本政府采取消极政策，禁止日商到中国贸易。南宋时期，贸易渐渐增多，明州（宁波）和泉州成为双方主要的贸易门户。从中国的港口出发到日本，顺利的话往返全程只需七天。

   宋与朝鲜的高丽关系密切。海上路程从明州出发，乘南风，顺利的时候五天就可以到达。高丽输入宋的商品主要有高丽扇、高丽墨、高丽纸、高丽铜器等。

   宋朝对越南一直采取绥怀政策。占城商人经过海路通到广州港。占城稻最初由海商贩运到福建，后来受到政府重视，在两浙、江淮一带推广。另外一种有特色的商品是沉水香。因为宋代香药煎汤饮用成为一种待客之道，沉水香受到广泛欢迎。

   宋朝大规模的贸易往来，极大丰富了贸易国老百姓的社会生活。“飓风不作三农喜，舶客初来百物新。”宋代的人们期盼着商人们一路顺风，从海外运来各种新奇之物，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

   宋代的兼納并蓄的包容政策，促进了文化交流和文化繁荣，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大陆和各个岛屿上，商贸联系为宗教开辟着道路。佛教、伊斯兰教、道教、摩尼教等多种宗教在这里汇集，通过长途商贸往来和僧侣们布道，宗教赢得了广大皈依者。宋代无疑是个宽容的时代。

   与中国佛教与妈祖信仰的传出相应，伊斯兰教也从海上传入中国。从公元7世纪开始，穆斯林武士、商人和移民连续向南亚次大陆涌来，在12和13世纪，穆斯林建立的各个王朝统治了印度北部和中部的广大地区，印度海岸贸易也逐渐被穆斯林商人控制。定期访问东南亚的阿拉伯商人也将伊斯兰文化的各种因素传入该地区，这为伊斯兰教从海路传入中国创造了条件。

   宋朝政府鼓励海商招徕蕃商来华贸易，“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对在海外招商作出大贡献的海商，宋朝政府还会赐予官职。当时整个大宋国的海岸线很长，全部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宋人描述说：“岭以南，广为一都会，大贾自占城、真腊（今柬埔寨境内）、三佛齐、闇婆，涉海而至。”这是广州港繁华商贸的写照。泉州港的繁荣不让广州，“泉南地大民众，为七闽一都会，加以蛮夷慕义，航海日至，富商大贾，宝货聚焉”。

  宋朝以开放的胸襟鼓励海外诸国来华贸易，也欢迎远人来华定居。在北宋的汴京，有犹太人聚居点，宋人将他们信奉的犹太教称为“一赐乐业”。

  在泉州与广州等口岸城市，则生活着大批阿拉伯人。当地的姓蒲之人，很有可能便是阿拉伯人的后裔。“蒲”，即阿拉伯语“阿卜”的发音。广州还有很多来自东南亚与东非的黑人，他们是被蕃商当成奴隶贩卖到中国的。据《萍州可谈》记载：“广中富人多蓄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色黑如墨，唇红齿白，发卷而黄。”黑人在宋代中国虽为奴仆，但际遇比在美洲白人那里好多了。

  宋朝还在泉州、广州等港口城市设立蕃坊，供外国商人居住，蕃坊自选蕃长，实行自治。他们的生活习惯、风俗、宗教信仰乃至法律，都获得宋朝政府的尊重。宋朝的蕃坊规模相当大，坊内设蕃长一人，负责蕃商内部事宜。在广州蕃坊居住的外国人，有的长期居住，有的甚至在坊内修建豪宅。宋朝政府又在蕃商集中居住的城市设立蕃学，专供蕃商子弟入学读书。

宽松的保护政策，适合人居的外部环境，外国客商当然“乐不思蜀”。当时外国客商的触角已经伸到行在所临安，那里有条“藁街”，就是外国人居住的街道，里面除常住的外国使节外，也有不少是国内的富商。

  开明、开放、繁华的宋王朝，让番邦诸国产生了深切的向往之情。据说辽国的皇帝耶律洪基，“尝以白金数百，铸两佛像，铭其背曰：‘愿后世生中国’”。甚至有日本女子前来中国，找宋朝男子交换借种，以改良种族。此事记录于宋人周辉的《清波杂志》，摘要如下：“辉顷在泰州，偶倭国一舟漂泊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至郡馆浴之……妇女皆被发，择端丽者以荐寝，名‘度种’。”

  海外贸易直接促进了工业发展。受外贸影响，宋朝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陶瓷业飞速发展，宋瓷漂洋过海名扬海外；食品“赚取外汇”，荔枝脯、糖霜很受外国人的青睐；小手工制造业长足发展，铸造技术领先周边国家。

  一位宋朝诗人写过一首描述泉州港贸易的诗，其中“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诗句，形象地展示了宋朝通商体制下的商业繁华。

   陈寅恪先生曾有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历史学家邓广铭则说，“宋代文化的发展，既超越了居于它之前的唐代，也为居于它之后的元明两代所不能及，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宋代的海上丝绸之路

第二十节：海上贸易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商路。在唐代，海上丝绸之路还是对陆路贸易的补充。这种情况在宋代发生了根本转变。陆上丝绸之路由于沿线政权割据与战火连绵使陆上的交通受到阻塞，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对外交往的最主要通道

  宋代海路主要包括：从广州、泉州、宁波等港口出发，通往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东北非洲等地的南海航线；从明州、杭州、登州等港口出发，通往日本、朝鲜和琉球等地的东海航线。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改变了宋代社会，也影响了整个世界。

宋代无论是在国内航海还是在国外航海方面，其繁盛程度远胜于唐朝时期，是中国航海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

宋朝与东南沿海国家绝大多数时间保持着友好关系，广州成为海外贸易第一大港。“元丰市舶条”标志着中国古代外贸管理制度又一个发展阶段的开始，私人海上贸易在政府鼓励下得到极大发展。但是为防止钱币外流，南宋政府于嘉定十二年（1219年），下令以丝绸、瓷器交换外国的舶来品。这样，中国丝绸和瓷器向外传播的数量日益增多，范围更加扩大。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大大增加了朝廷和港市的财政收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生活，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宋朝在经济上采用重商主义政策，鼓励海外贸易，同中国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扩大到亚、非、欧、美各大洲，并制定了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较强的外贸管理法则。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进入鼎盛阶段。



宋朝有三大对外贸易主港，分别为广州，宁波，泉州。港口的地理便利因素对海外客商很重要，北边日本和朝鲜半岛客商希望宋朝主港口尽量靠北，而贸易量更大的阿拉伯世界和南海诸国则希望港口尽量靠南，两股方向的合力点便平衡在当时地处在南北海岸中点的泉州，正是这一南北两面辐射的地理优势使得泉州在设立市舶司（1087年）正式开港后，迅速先超越明州港（宁波），后追平广州并在南宋晚期反超，成为第一大港，但广州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

宋朝经济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工商业发达，而这仰赖海上丝绸之路。宋高宗赵构云：“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

在宋元时期，支撑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大宗商品，由原来的丝绸变为瓷器。宋代记述海上交通贸易等内容的《萍洲可谈》载：“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也就是说船中主要是瓷器，多得堆满船舱的所有空间，人晚上只能挤在货物上睡觉。尽管宋瓷出口量大得惊人，却还是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导致中国瓷器一运到国外，立即身价倍增，价比黄金，成为外国人珍藏和身份的象征。为此，世界各国一些有心的商人、传教士和制瓷工匠来到中国，通过各种途径千方百计学习中国的制瓷技艺。《欧洲陶瓷史》等有关史料也证明，西方及日本、韩国等国家发达的制瓷业与中国存在密切的师承关系。在中国瓷器的影响下，世界各国的制瓷工业从仿制到创新，均有了极大的进步，从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兴盛与经济的发展。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瓷器以青瓷为主，尤以龙泉青瓷为重。龙泉本土青瓷研究专家方海、方岳在《日本的“龙泉青瓷热”与其体现的禅意美学特点浅析》（《艺术与设计》（理论版2016年第11期）一文中也指出：“尤其是在日本出土的13世纪下半叶（元初期）至14世纪中叶（元后期）的中国贸易陶瓷中，龙泉青瓷已经占主流地位，成为中国贸易陶瓷的代表。”

宋元及明初时期的龙泉城市面积达6平方公里，人口达十余万。大街上商业兴旺，各种瓷器店铺林立，国内外来此做青瓷生意的商贩往来街巷，热闹非凡，是真正的瓷都。龙泉及瓯江两岸，是宋元及明初海上丝路内陆地区最主要的起始地。中国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在为《龙泉县地名志》作的序中说：“从中国东南沿海各港口起，循海道一直到印度洋沿岸的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和东非沿海……无处没有龙泉青瓷的踪迹，这条漫长的‘陶瓷之路’，实际上就是中国陶瓷特别是青瓷开拓出来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八百里瓯江》一书指出：“八百里瓯江，历来是浙西南的水上交通要道，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特别是海上瓷器之路的重要节点。

据《文献通考》记载：宋神宗后期某年北宋税赋总收入为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占30%，工商税占70%。这不仅促进了国家财政增收以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升，更推动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与文化交流。而这一切，均要仰赖被宋元视为黄金生命线的海上丝绸之路。

   宋元时期不仅近海航行十分兴旺，远洋航行也十分发达，通航区域非常广泛。南洋、北印度洋、地中海等区域都留下了中国航海者的踪迹，出现了“东西南数千万里，皆得梯航以达其道路”“虽天际穷发不毛之地，无不可通之理”的鼎盛局面。两宋时期的远洋航行十分活跃，主要以广州、泉州为起航港，中国海船频繁地驶向亚非地区，根据相关航海文献记载，当时主要的远洋航路为广州、泉州——三佛齐——阁婆——兰里——故临——大食；广州、泉州——三佛齐——阁婆——兰里——麻离拔；广州、泉州——三佛齐——阁婆——兰里——东非等几条航路。其中后两条是横渡印度洋的航路。在宋朝远洋航海基础上，元朝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13世纪中后期至14世纪中期，中国国力强盛，国威远播欧、亚、非三大洲，随之而来的便是极为频繁与广泛的各种性质的中外远洋交往。同时，一些名垂史册的航海人物也出现在一次次的远洋活动当中，如汪大渊两次远洋考察以及马可·波罗到访中国。

参考资料：

1、云中天《中国历史上的大航海》，三峡出版社，2007年

2、[美]郝延平. 中国三大商业革命和海洋[A]. 张炎宪. 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六辑[C]. 台北：中研院社科所，1997.

3、洪迈.夷坚志补：卷21，鬼国母[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蔡永蒹、西山杂志：东埕[M]. 泉州海交馆抄本.

6、洪迈、夷坚丁志：卷6，泉州杨客[M]. 北京：中华书局. 1981.

7、方回.桐江集：卷6，己亥前上书本末[M].宛委别藏：第10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

8、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浅探  ．新华社[引用日期2018-03-20]
9、朱绍侯．《中国古代史教程（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

10、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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