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家的时候”系列之三十三(终篇) 告别家乡再上学

告别家乡再上学



终南山下的樊川

   拿到入学录取通知书后的第二天，就到长安氮肥厂办理辞工手续。接着是和工友的告别。在氮肥厂短短的两年时间，和许多工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的离开他们也好像我遇到结婚那样的喜事似的，几乎每人都送了礼物，有的送脸盆，有的送钢笔，有的送笔记本。在不舍中和他们告别，回家准备上大学的行李。

   回到梁家坡，站在梁家院子大门口外的崖楞上，远处是雄浑巍峨的终南山，眼底下是富饶美丽的樊川。这里是我一次次心灵释放的地方，过去的岁月里，快乐开心时我会站在这里，好像要告诉眼前的绿色世界，这个时光很美好。郁闷忧烦时我也会站在这里，远处的终南山、眼底下的樊川都是我的倾听者，心底的烦忧无声地诉说给他们，一阵清风吹来，一切不悦随风而去。



站在崖楞上看樊川

   今天站在这里，我五味杂陈，感慨万千！

   我想到了我的父母艰难，从我母亲19岁时我大姐出生，到35岁时我弟弟出生，除我三姐小时由我堂伯堂伯母抚养，其余都是父母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抚养大的。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季节，上有老下有小，小孩成长不容易，成长的健康更不容易。但六个儿女都很争气，大姐小学毕业后，当时的国营惠安化工厂（军工企业）在农村招工考试，她考上了，当时只有十五岁的她就远离家乡到户县余下当工人。我大哥好学，从小学开始就是好学生，考上了长安县最好的中学长安一中，在中学仍是学习尖子，高中上了两年就被推荐参加高考上了北京的大学。那是在1965年，如果不是早一年高考到1966年遇到文化大革命，会出现三兄弟同时在1977年参加高考的奇观。我二姐在供销社当临时工，表现优秀转为正式工，以后又成为商业系统的全国劳模。三姐是三个姐姐中唯一的初中毕业生，当时初中毕业在农村可是凤毛麟角，后来尽管户口一直在农村，但由于学历高被社办机械厂招工，后来一直在机械厂当会计，可以说吃的是“轻松饭”。我和我弟弟又同一年考上了学，等于拿到了吃“公家饭”的通行证。父亲只读过四个月私塾，母亲一字不识，但崇尚知识，知道给儿女创造条件让其多读书的重要，宁可自己辛劳，也要让儿女多读书。父母言传身教，六个子女走的都是正道，都是通过自身努力改变了命运。这一切又凝结着父母一年又一年不分昼夜辛苦劳作的心血和汗水。



晨曦中的终南山和樊川

   在我家姊妹六个中，我是长得最丑的一个，从小不受人待见，常常是村里同龄人玩耍时受欺负的对象。我小时有个绰号，“老号（发音hai er）”,这个绰号的意思就是“瓷嘛二楞”、“呆（音ai）”、“傻乎乎”。我后来理解这个意思，我不仅长的丑，还有点木讷。想想有多凄凉，长得丑就罢了，还有点“傻乎乎”的木讷，在这个世界上咋混啊！这个绰号伴随我一直到初中毕业，村里大人喊我没人喊我的名字，就喊“老号”，听着心里不舒服，愤恨的想骂对方，但还得应着。我从小自卑，也可能与我长的丑和不知道什么人给我起的这个绰号有关。

   想想过去的那个又丑又木讷的“老号”考上大学了，说明他还不是那么傻，不是那么木讷。

   眼前的这片平川和背后的少陵原，如脂如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养育了我、肥沃了我、历练了我。

   少陵原，原高土厚，原顶如湖面般平坦，原畔沟壑纵横。原下一马平川，土地肥沃。梁家坡老百姓的劳作比原上原下的老百姓更为辛苦，都拜少陵原所赐。我曾经埋怨过老天对梁家坡人的不公，比起原顶上的和原下的农民，梁家坡人出门不是上坡就是下坡，下雨、下雪时上下坡不小心就会滑到，上坡时每一步都艰难。每当下雨天下雪天上学放学尤其惶恐，步步小心。成年后用独轮推车子向原上的庄稼地里推粪时，一步一步是那样的艰难，从原顶上将收获的庄稼用架子车运回到农场时，肩上扛着车辕，一步一步同样艰难，强大的惯性推力促使急促的每一步都要走稳。回过头来想想这对梁家坡出生的人难道不是一种磨练，一种恩赐。人生之路犹如推着重车上原，一步一步走稳，一步一步向上，才能达到目标。下坡犹如有助力相推，如飘飘然忘乎所以也会人仰车翻。是这少陵原，是这出门就要上坡和下坡的泥土路在磨练着我，铸造着我。



少陵原畔看樊川

   是这一步一步的上坡路，铸造了干事能够有毅力坚持的个性。回想这么多年，无论岗位如何转换，在哪一个岗位都力求做好，与自己能够有毅力坚持有关。

   是这片土地给了我易满足、不计较的特质。记得还很小时，母亲就教导我要努力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母亲给我说的记忆深刻的一句话是“我（音ai）娃只要能吃上商品粮，到城里扫大街都行。”那时我的梦就是能象城市人一样吃上商品粮。现在回头想想，工作中从北京到深圳，多次岗位转换，在任何一个工作岗位能够很快适应，与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同事友好相处，这与我人生之梦目标不高，早早梦已成真，后来的美好都是额外收获的心态有关。

   自从1970年秋季开始上高中，我节假日才回家里。但无论是上高中、修水库还是在氮肥厂当了两年多的“合同工”，农民身份没有改变，除当年换大米去过一次临潼，偶尔到西安城里去买东西，随母亲去户县余下我大姐家里小住之外，学习、劳动和工作没有离开长安县的范围。

   虽然在农村学校教学水平落后，加之从上小学三年级开始又逢文化大革命，学习基础打的并不扎实。高中毕业后转战各个水利工地，多是简单低水平的重复劳动，但在长安县的岁月里，却是我一生奠定基础、成长心智的岁月。尤其从1973年到1979年这六年时间，一次次走进鬼门关，一次次又幸运脱险，当“黑领”不怕苦，当“白领”能适应，对我的收益最大，是我一生的财富。

   要离开家了，最辛苦的仍是母亲，新棉衣、新鞋子、新被子、新褥子一件一件准备着。

   终于到了要告别家乡的日子。

   离开长安要上大学离开家，好像真的是离开了故乡。家里几个老人及姐姐弟弟，生活在梁家院子里的小孩和母亲一直从梁家坡送我到长途汽车站。一路千叮咛、万嘱咐。告别的那一刻，我真不忍回头看，满框泪水的母亲让我最为揪心。

    游子伤心处

    是为离家时

    不忍回头顾

    母已泪满眶

   至此，我含着眼泪告别了母亲、告别了亲人、告别了家乡，走上了求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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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家乡再上学



终南山下的樊川

   拿到入学录取通知书后的第二天，就到长安氮肥厂办理辞工手续。接着是和工友的告别。在氮肥厂短短的两年时间，和许多工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的离开他们也好像我遇到结婚那样的喜事似的，几乎每人都送了礼物，有的送脸盆，有的送钢笔，有的送笔记本。在不舍中和他们告别，回家准备上大学的行李。

   回到梁家坡，站在梁家院子大门口外的崖楞上，远处是雄浑巍峨的终南山，眼底下是富饶美丽的樊川。这里是我一次次心灵释放的地方，过去的岁月里，快乐开心时我会站在这里，好像要告诉眼前的绿色世界，这个时光很美好。郁闷忧烦时我也会站在这里，远处的终南山、眼底下的樊川都是我的倾听者，心底的烦忧无声地诉说给他们，一阵清风吹来，一切不悦随风而去。



站在崖楞上看樊川

   今天站在这里，我五味杂陈，感慨万千！

   我想到了我的父母艰难，从我母亲19岁时我大姐出生，到35岁时我弟弟出生，除我三姐小时由我堂伯堂伯母抚养，其余都是父母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抚养大的。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季节，上有老下有小，小孩成长不容易，成长的健康更不容易。但六个儿女都很争气，大姐小学毕业后，当时的国营惠安化工厂（军工企业）在农村招工考试，她考上了，当时只有十五岁的她就远离家乡到户县余下当工人。我大哥好学，从小学开始就是好学生，考上了长安县最好的中学长安一中，在中学仍是学习尖子，高中上了两年就被推荐参加高考上了北京的大学。那是在1965年，如果不是早一年高考到1966年遇到文化大革命，会出现三兄弟同时在1977年参加高考的奇观。我二姐在供销社当临时工，表现优秀转为正式工，以后又成为商业系统的全国劳模。三姐是三个姐姐中唯一的初中毕业生，当时初中毕业在农村可是凤毛麟角，后来尽管户口一直在农村，但由于学历高被社办机械厂招工，后来一直在机械厂当会计，可以说吃的是“轻松饭”。我和我弟弟又同一年考上了学，等于拿到了吃“公家饭”的通行证。父亲只读过四个月私塾，母亲一字不识，但崇尚知识，知道给儿女创造条件让其多读书的重要，宁可自己辛劳，也要让儿女多读书。父母言传身教，六个子女走的都是正道，都是通过自身努力改变了命运。这一切又凝结着父母一年又一年不分昼夜辛苦劳作的心血和汗水。



晨曦中的终南山和樊川

   在我家姊妹六个中，我是长得最丑的一个，从小不受人待见，常常是村里同龄人玩耍时受欺负的对象。我小时有个绰号，“老号（发音hai er）”,这个绰号的意思就是“瓷嘛二楞”、“呆（音ai）”、“傻乎乎”。我后来理解这个意思，我不仅长的丑，还有点木讷。想想有多凄凉，长得丑就罢了，还有点“傻乎乎”的木讷，在这个世界上咋混啊！这个绰号伴随我一直到初中毕业，村里大人喊我没人喊我的名字，就喊“老号”，听着心里不舒服，愤恨的想骂对方，但还得应着。我从小自卑，也可能与我长的丑和不知道什么人给我起的这个绰号有关。

   想想过去的那个又丑又木讷的“老号”考上大学了，说明他还不是那么傻，不是那么木讷。

   眼前的这片平川和背后的少陵原，如脂如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养育了我、肥沃了我、历练了我。

   少陵原，原高土厚，原顶如湖面般平坦，原畔沟壑纵横。原下一马平川，土地肥沃。梁家坡老百姓的劳作比原上原下的老百姓更为辛苦，都拜少陵原所赐。我曾经埋怨过老天对梁家坡人的不公，比起原顶上的和原下的农民，梁家坡人出门不是上坡就是下坡，下雨、下雪时上下坡不小心就会滑到，上坡时每一步都艰难。每当下雨天下雪天上学放学尤其惶恐，步步小心。成年后用独轮推车子向原上的庄稼地里推粪时，一步一步是那样的艰难，从原顶上将收获的庄稼用架子车运回到农场时，肩上扛着车辕，一步一步同样艰难，强大的惯性推力促使急促的每一步都要走稳。回过头来想想这对梁家坡出生的人难道不是一种磨练，一种恩赐。人生之路犹如推着重车上原，一步一步走稳，一步一步向上，才能达到目标。下坡犹如有助力相推，如飘飘然忘乎所以也会人仰车翻。是这少陵原，是这出门就要上坡和下坡的泥土路在磨练着我，铸造着我。



少陵原畔看樊川

   是这一步一步的上坡路，铸造了干事能够有毅力坚持的个性。回想这么多年，无论岗位如何转换，在哪一个岗位都力求做好，与自己能够有毅力坚持有关。

   是这片土地给了我易满足、不计较的特质。记得还很小时，母亲就教导我要努力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母亲给我说的记忆深刻的一句话是“我（音ai）娃只要能吃上商品粮，到城里扫大街都行。”那时我的梦就是能象城市人一样吃上商品粮。现在回头想想，工作中从北京到深圳，多次岗位转换，在任何一个工作岗位能够很快适应，与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同事友好相处，这与我人生之梦目标不高，早早梦已成真，后来的美好都是额外收获的心态有关。

   自从1970年秋季开始上高中，我节假日才回家里。但无论是上高中、修水库还是在氮肥厂当了两年多的“合同工”，农民身份没有改变，除当年换大米去过一次临潼，偶尔到西安城里去买东西，随母亲去户县余下我大姐家里小住之外，学习、劳动和工作没有离开长安县的范围。

   虽然在农村学校教学水平落后，加之从上小学三年级开始又逢文化大革命，学习基础打的并不扎实。高中毕业后转战各个水利工地，多是简单低水平的重复劳动，但在长安县的岁月里，却是我一生奠定基础、成长心智的岁月。尤其从1973年到1979年这六年时间，一次次走进鬼门关，一次次又幸运脱险，当“黑领”不怕苦，当“白领”能适应，对我的收益最大，是我一生的财富。

   要离开家了，最辛苦的仍是母亲，新棉衣、新鞋子、新被子、新褥子一件一件准备着。

   终于到了要告别家乡的日子。

   离开长安要上大学离开家，好像真的是离开了故乡。家里几个老人及姐姐弟弟，生活在梁家院子里的小孩和母亲一直从梁家坡送我到长途汽车站。一路千叮咛、万嘱咐。告别的那一刻，我真不忍回头看，满框泪水的母亲让我最为揪心。

    游子伤心处

    是为离家时

    不忍回头顾

    母已泪满眶

   至此，我含着眼泪告别了母亲、告别了亲人、告别了家乡，走上了求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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