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强国是怎样炼成的》之中国篇 与海洋强国擦肩而过 第六十七章:唐朝的海洋经略之一——中日之间的海洋交流

《海洋强国是怎样炼成的》之中国篇

与海洋强国擦肩而过

第六十七章：唐朝的海洋经略之一——中日之间的海洋交流

   秦时的徐福到东晋的法显的海上东行，给日本带去中国文化，融合当地形成弥生文化，让日本告别了蛮荒时代。而从隋朝开始，到盛唐时，中国就是日本学习的楷模，频繁的中日交流，使日本从宗教、文化、经济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发展跟上了中国的步伐。

    唐时的海洋经略，与日本的交流是最重要部分。



第十二节 日本的“遣唐使”制度

  公元七世纪初期前后，日本国正处在由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化的过渡阶段，特别是圣德太子在其摄政时期(公元574年至622年)，进行了重大的政治改革，颁布了确立封建中央集权治的《十七条宪法》，对海上近邻中国极为钦慕，怀着“万事悉仿效之心”，想方设法要与中国交好，以便尽快地直接吸收中国的优秀文化。

  公元589年，隋王朝统一中国。为了加速移植先进的中国文化，圣德太子于公元7世纪开始向中国派遣使节及留学生、学问僧等，从此两国使节往来络绎不绝，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公元607年，圣德太子任命小野妹子为使节访问隋朝。一般认为，这是日本遣隋使的开始。隋炀帝也于608年任命林文郎、斐世清为使节陪送日使回国。据《隋书·东夷传》记载，日本天皇为此新建了宾馆，并派出彩船30艘热烈欢迎。隋使进入日本京城时，日本方面派遣数百人“设仪仗，鸣鼓角来迎”，给予了隆重的接待。

  日本学习中国到唐代进入高峰。

  唐代是我国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给周围各国以积极影响。据日本史书记载，自630年至894年的二百余年间，日本共派遣唐使达19次，其中一次是为了迎接日本遣唐使回国，称“迎入唐使”，3次是为了送还唐朝赴日的使臣，称“送唐客使”，另有两次任命后终止，正式派遣而到达唐朝的共有13次。

  初期派出的遣唐使规模不大，一般每次出动一、二条船，每船约载120人。8世纪后，规模扩大，组织完备，制度也大体固定下来。一般每次五、六百人，分乘四只船前来中国，因此，“四只船”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已经成为遣唐使的同义语。遣唐使的官员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其重要任务之一是迎送留学生和学问僧。许多遣唐使、留学生及学问僧的学术和艺术造诣至今仍被广为传颂。



日本遣唐使的航线

  作为对遣唐使的友好回应，唐王朝曾多次向日本派遣使节，密切了相互关系。中国的书籍、货物等也随两国使节大量输入日本。621年，唐王朝开始发行货币“开元通宝”，通过中国使节和日本遣唐使，被大量带入日本，在北自北海道，南至九州的日本国土曾被大量发现，有数万枚之多。1970年10月，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即唐朝长安城兴化坊原址，出土了五枚贺廓方孔“和同开尔”银币，它是日本元明天皇和铜元年(708年)仿唐朝“开元通宝”的形状铸造发行的。

  日本遣唐使在中国的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第一次遣唐使开始，到日本齐明天皇五年（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派遣的第四次遣唐使为止。这四次遣唐的目的，在于学习中国的文化、制度及佛教。在这一阶段的遣唐使活动中，规模较小，组织无定，每次一二艘船，每船载120人左右，走的也是遣隋使的海路。

  第二阶段是日本天智天皇时（约唐龙朔元年至咸亨二年，（即公元662—671年）派出的两次遣唐使。这两次遣唐使的目的与前阶段不同，主要为了解决日本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政治关系而对唐朝进行抵制，结果因日本与百济的海上联军在白村江口被唐军击破，而不得不改弦更张，重新修正对朝鲜半岛的外交态度并恢复奉行对唐朝的睦邻友好政策。这是整个遣唐使友好活动中的一段曲折的小插曲。



  第三个阶段是遣唐使的全盛时期，时间从文武天皇大宝二年 (唐长安二年，公元702年）至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四年（唐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为止，计有四次遣唐使。这阶段，在唐朝方面正是经历了中宗、睿宗二代，而进入唐玄宗“开元盛世”的兴旺时期。在日本方面也正是封建政体法令渐趋完备，开出了绚丽的天平文化之花的繁荣时期，对唐朝的文化学习已不再满足于单纯在形式上的效仿。而着力于积极地探求其发展繁荣强大的根源。这几次遣唐使团的船队规模较大，一般有四艘船，人员也众多。如第七次遣唐使团是557人，第八次遣唐使团是594人，超过初期一倍以上。在这许多使者中，不乏学识渊博之人，如阿部仲麻吕、吉备真备等。他们还曾长期留居唐土，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第四阶段，从日本光仁天皇宝龟八年（唐大历十二年，公元777 年）到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唐开成三年，公元838年）为止，这60年中，共派出三次遣唐使。其航海规模与前期不相上下，甚或有过之。此时，在唐朝已历经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国内政局开始动荡。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加深，统治集团内部的朋党之争与宦官篡权愈演愈烈，农民起义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唐王朝的统治已进入风雨飘摇的危境。在日本方面，则认为凡可学习的唐朝文化已汲取殆尽，而具有日本特色的民族文化已在本土萌生，上层贵族精神状态由之渐趋保守，前代那种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遂告淡漠，尤其是每期遣唐使所需的庞大财政支出以及渡海越洋时因风浪与海盗之险所带来的人舟损失，更促使日本政府对后期的遣唐使派出，抱着一种只是为了维持祖宗成规的漠然与勉强的态度。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即唐代后期中国的民间航海摆脱了朝廷的限制，两国民船广泛地活跃于中日之间的东海水域。

  此时中国民间航海技术和水平已经有较大提高，民间贸易发展很快，日本所需的物品、技艺、艺人通过民间交流的形式可以取得。这对那些主要想得到中国传统的精美物品以及补阙经文的日本贵族与僧人来说，已完全可以借助于中国航海者之手来满足自己的目的。因此，从实际上来看，从日本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公元838年）之后，日本即已废止遣唐使船队的航海活动。



日本奈良复原的遣唐使船

   遣唐使制度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促进了日本政治制度的深刻变革。通过向唐朝派遣遣唐使，引进学习唐朝先进的典章律令，积极推动日本社会制度的革新。具有封建社会性质的文化革新开展后，日本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社会制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如日本的“大宝法令”即以唐代律令为规范制定的。还仿效唐朝教育制度，开设各类学校教授汉学，培养人才。

  对日本的文化与科技受到唐朝文明的极大影响。汲取和学习唐朝文明是日本派出遣唐使的最主要目的。日本遣唐使带回的大多都是唐朝文物包括法律典章、经史典籍、佛教书籍以及诗词歌赋，还有唐朝的物品比如茶具等。留唐学生僧人还借用汉字偏旁或草体创造出日本的假名文字。遣唐使还输入唐朝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经过消化改造，融为日本民族文化。

  日本的社会生活方式也受到唐朝的影响。建筑上，日本仿照唐朝建设寺院与城市，最具代表的是位于今日奈良的平城京和位于京都的平安京，其规模与长安城一模一样。在社会风俗和社会风气上，整个贵族社会弥漫着以唐为荣的风气，民众的社会习惯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第十三节：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膜拜和两国间的交流

  唐朝时期，日本对中国的模仿和学习是全方位的，渗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在文化方面对日本尤其影响深远。

  在文化上的交流则主要集中在书法、诗歌、宗教、茶道上。

   嵯峨天皇(786年至842年)于809年即位，在位14年。嵯峨天皇通经史、善诗文，长于书法，被称为日本“三笔”(三大书法家)之一。他在位期间大力提倡汉学(汉学系指中国文化)，对日本汉学的繁荣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东晋王羲之的书法，唐代时在日本受到极大重视。日僧空海(又称弘法大师)(774年至835年)留唐时，以当时著名书法家韩方明为师友，结下了深厚友谊。他努力钻研各种笔体，被誉为“远绍羲献”。他还与橘逸势、嵯峨天皇同称精通书法“三笔”，是日本书法史上的重要人物。据日本史书《高野物语》记载，传说唐朝皇帝宫殿上的王羲之墨迹，因墙壁损坏以致墨迹不全，知道空海精于王氏书法，请其补写，几与原迹一样。这个故事成为中日书法交流史上的佳话。

  唐朝经济繁荣，为文学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出现了文学艺术的鼎盛局面，以唐诗最为突出。这一时期，诗人辈出，顶尖诗人众多，流传佳作灿如星汉。日本很喜爱唐诗，在来华学者中，小野箕、橘逸势、管原道真等也都以中国诗文擅长，文人吸收了大量诗歌传入日本，日本的《经国集》中就收集了汉诗九百一十七首。日本的遣唐使每次回国携回大量汉籍经典，朝野上下竞相赞写唐诗汉文，李白、白居易等唐代著名诗人的诗集在日本广泛流传。

  在当时，两国文人之间也交往甚笃。阿倍仲麻吕(698年至770年)，汉名晁衡，19岁随遣唐使来长安留学，是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人好友。在唐任职，官至秘书监(相当于国立图书馆长)。753年，他同鉴真和尚一道随日本遣唐使回日本。临行时，阿倍写了“望乡诗”：翘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三笠山顶上，想必皎月圆。结果海上遇狂风把阿陪仲麻吕的船只吹的不知去向，人们以为他们已经遇难，李白得到阿陪仲麻吕“遇难”的消息后，饱含深情的曾做诗《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远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借以寄托对阿倍仲麻吕的哀思之情，可见这种交往已经深入人心。后来，晁衡随破船漂至越南，又辗转跋涉回到长安，最后老死于中国。晁衡在中国生活了54年，他的活动，在中日关系史上留下了动人的篇章。1982年西安建阿倍仲麻吕纪念碑。



荧屏上的阿陪仲麻吕

  佛教发源于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隋唐时期，王朝君主出于巩固政权的考虑，对佛教多采取支持、保护政策。

  拿唐朝来说，唐朝的列位君王，除唐武宗大力灭佛外，其他君主对佛教基本上是扶植和利用为主的态度，虽然个别时期也有驱逐僧尼的举措，但对唐代佛教的兴盛几乎没有多大的影响。尤其在中国佛教史上，佛教在唐朝达到全盛时期，宗派林立，高僧辈出，经书浩繁，佛教文化昌盛，佛教传播广泛。



日本的东大寺

  8世纪，日本在奈良修建东大寺。东大寺中的金钢佛像，重五百吨，高五丈，历时近十年塑成。它是圣武天皇学武则天在洛阳营建大佛而铸造的，与中国洛阳龙门奉天寺的庐舍那佛同名。东大寺佛殿圆柱所用木材直径33尺8寸，高130尺，为日本著名古建筑之一。1180年东大寺毁于战火，在重建过程中，中国工匠曾前往协助，著名铸工陈和卿就因参与铸造大佛头部而闻名。



     日本的唐招提寺

  位于奈良市的唐招提寺是由中国唐代高僧鉴真和尚亲自主持兴建的，是日本佛教律宗的总寺院，建有金堂、讲堂、经藏、宝藏以及礼堂、鼓楼等建筑物。其中金堂最大，以建筑精美著称。有鉴真大师坐像。金堂、经藏、鼓楼、鉴真像等被誉为国宝。这座具有中国盛唐建筑风格的建筑物被确定为日本国宝。唐代高僧鉴真（公元688—763年）第6次东渡日本后，于天平宝字三年（公元759年）开始建造，大约于公元770年竣工。寺院大门上红色横额“唐招提寺”是日本孝谦女皇仿王羲之、王献之的字体所书。寺内，松林苍翠，庭院幽静，殿宇重重，有天平时代的讲堂、戒坛，奈良时代（公元710—789年）后期的金堂，镰仓时代（公元1185一１３３３年1333）的鼓楼、礼堂及天平以后的佛像、法器和经卷。御影堂前东面有鉴真墓，院中植有来自中国的松树、桂花、牡丹、芍药、“孙文莲”、“唐招提寺莲”、“唐招提寺青莲”、“舞妃莲”、“日中友谊莲”和扬州的琼花等名贵花卉。

  我国的茶叶于奈良时期传入日本,当时只供药用,到嵯峨天皇时期,日本寺院和宫廷中已吃茶之风兴起。而最值得称道的是，日本人学习改进唐朝的饮茶方法，形成独具特色的茶道，到目前，茶道在日本都是一门经典传统。

  唐服传入日本为日本人所喜爱，经改进为“和服”。唐代的菜式也传入日本，是日本宫廷的钟爱之选。端午节、重阳节等节令也在由唐朝传入日本。

  唐朝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民间出现众多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打马毬、角抵、围棋等体育活动流行起来，这些活动亦先后传入日本。另外日本的柔道，发源于一种唐朝搏击术“唐手”，日本的剑道——日本的武士刀的形状是“唐刀”（唐刀，细长，长柄，双手执握砍杀）发展而来。

   唐朝的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也经过中日文化人士的消化改造，深刻地融入进日本民族文化。

第十四节 鉴真东渡日本传文化

鉴真，（公元688—763年），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今江苏省扬州）人，为唐代著名高僧。



  鉴真14岁时进扬州大云寺，从闻名天下的智满禅师受戒学禅门。三年后，他离开大云寺到越州(今浙江绍兴）龙兴寺学戒律，并受“菩萨戒”。唐中宗景龙元年（公元707年）他云游四方求学，到过洛阳、长安。景龙二年，他20岁时，由律宗法师弘景主持，他受了“具足戒”。此后，他不断钻研佛教经义，对律宗有较深的研究。

  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鉴真回到扬州大明寺宣讲戒律，听他讲经和由他授戒的弟子达四万多人。这时，他已是学识渊博、威望很高的佛学大师了。他还不断组织僧人抄写经书，多达三万三千多卷，他还设计建造过寺院八十多所。日本来到大唐的留学僧也都仰慕他的佛学造诣。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日本第九次遣唐使来到大唐。随团前来的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受日本圣武天皇之命，约请鉴真东渡。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冬十月，荣睿、普照来到扬州大明寺拜谒鉴真，表达日本仰慕之意，并说佛法虽然流传到日本国，可是还没有传法授戒的高僧，请“大和上东游兴化”。鉴真问寺内诸僧，有谁愿意应此远请。众僧默然。良久，才有一僧名祥彦者说：“彼国太远，生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人生难得，中国难生，进修未备，道果未克，是故众僧缄默。”鉴真听后说：“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也。”鉴真去意已定，从此，就开始了东渡日本的准备。

  第一次东渡：于唐天宝二年（公元743年）。一开始因唐宰相李林甫的哥哥李林宗的一封推荐信，和扬州仓曹李凑的支持下，打造船只，积储粮食等一切准备工作进行的很顺利。同年4月，准备出发，如海和尚因为被视为少学后辈，不能同行，而心中愤愤不平，将此事密告于淮南采访厅采访大使班景倩，说“造船人海，与海贼连”。按照唐朝的法律，僧人私渡日本是触犯刑律的。班景倩一边扣留如海，一边派兵到有关寺院搜寻中日僧众，道航、荣睿等人均遭逮捕。最后虽因李林宗亲笔信他们才得以释放，但是他们的船只等都被没收。鉴真的初次东渡就这样告吹。



  第二次东渡：日本的僧人荣睿、普照在同年8月被释之后，仍然决意再次去请鉴真东渡日本。他们又一次来到了扬州大明寺。鉴真为他们的真情所感动，同意再次东渡，他自己拿出钱来，买了岭南道采访使刘臣邻的一艘旧军船，雇招舟人工18名，筹措了航行所需的粮食药品、用具和文物书籍等。同年12月，鉴真师徒等，由扬州出发，顺长江举帆东下，当航行到狼沟浦（今江苏省南通市狼山江面）时，遇到了狂风恶浪，旧船破损，无法行驶。船上众人只得暂避浅滩，抢修船只；不料又逢潮水逆涌，浅滩被淹，水深半腰。其时正适隆冬，寒风刺骨，米浸粮损，无法继续前行，第二次东渡宣告失败。

第三次东渡：在鉴真的亲自组织下，船只修好了，再次扬帆前进,这次想从大阪山（今大盘山）直接到达日本。然而到了大阪山之后船却无法停泊，只好调转码头驶向了下屿山。由于风向不对，在那儿一等就是一个月，才遇顺风继续航行。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当鉴真坐船刚驶近乘名山（今舟山岛北之大街衢）时，又突遇风暴。旧船才避险岸，又触暗礁，再次破损沉海，淡水、干粮亡失罄尽，鉴真等一行好不容易爬到岸上，饥渴三日，才有渔民前来救援。接着又被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地方官软禁于邓县名刹阿育王寺中，第三次东渡夭折。

  第四次东渡：鉴真在阿育王寺的消息传开后，各地请他去讲学者络绎不绝。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鉴真在越州（今浙江省绍兴 市），杭州、湖州（今江苏省吴兴县）、宣州（今安徽省宣城县）等地巡回传授戒律，并暗地筹集再次渡日的经费。为避开官府耳目，他计划在福州登舟远航。于是，他先派人先去福州买船，做好有关准备；然后自己则以巡回朝圣佛迹为由，想经台州、温州而至福州。但此事被鉴真在扬州的弟子灵佑得知，他因不忍师父去冒“沧溟万里，死生莫测”的渡海风险，遂与各寺僧众牒告官府，以阻止鉴真渡日。于是，江东道采访使派人赶到黄岩县禅林寺，将鉴真一行护送回到扬州大明寺，第四次东渡又夭折。

  第五次东渡：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年）春，日僧荣睿、普照又从同安郡（今安徽省安庆市）乘船抵扬州崇福寺求见鉴真，商量再赴曰本。6月27日，鉴真及弟子、水手等一行35人，从崇福寺出发，到扬州三汊河口登舟起航，沿新河到瓜洲镇，入长江东航，行到狼山附近时，又历经了风急浪高的考验，终于冲出长江口，南驶越州界三塔山。在这儿停留一月，等到顺风后，又航行到舟山群岛附近的暑风山，漂泊一个月。

  10月16日清晨，鉴真等人趁着西南顺风扬帆东驶。看见前方有一迷蒙的海岛，然而到了中午却渐渐的消失了。随着这一海市蜃楼幻景的消失，突然“风急波峻，水黑如墨”，在沸浪怒涛中，海船一会儿如上高山，一会儿似人深谷，全船“人皆荒醉，但唱观音”，连船上水手也以为即将沉没，纷纷抛丢箱笼等物来减轻船载。此时，船如一叶浮萍，失去控制，随风漂荡，在“蛇海”与“飞鱼海”中各逐波三日。直到第七天的晚上风暴才见小，连着下了两天雨，船上积得淡水，才渐复生机。第九天，船靠近一无名岛，大家竞相上岸，找到水源，汲泉而归，继续航行。就这样在海上漂流了14天，终于靠上了一个鲜花盛开，树竹葱茏的地方，原来鉴真一行已从东海漂入南海，来到了海南岛的最南端。在那儿，他们又遇到四位热心的商人，并随之抵达了振州（今海南岛崖县），被地方官冯崇债迎入大云寺。第五次东渡仍以失败告终。



  第六次东渡。唐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10月15日，日本第十次遣唐使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古麻吕、吉备真备和留唐任官的著名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等，在回国之前又来到扬州延光寺参拜鉴真，探询赴日传教弘法之意。鉴真虽已66岁高龄，但烈士暮年，壮志未已，为了弘法，仍一口答应了他们的恳请。

  鉴真欲再度赴日的消息在扬州道俗中传开后，有关寺院为阻挠此行，进行严密防范。这时，正好鉴真弟子仁斡从婺州（今浙江省金华市）来扬州，密知师父将欲远行，遂私下约定由他先备船。在江头接候。10月29日晚，鉴真及弟子等24人，由龙兴寺潜行至江头，迅即登舟启程，出大运河入长江，直趋黄泗浦（今江苏省常熟县黄泗），与日本遣唐使船队会合。12月15日，鉴真一行分乘第二、三、四船，与遣唐使船队四舟同发，驶向日本。11月16日，船队入东海，即被强劲的东北风吹散，第四船不知去向，存下三艘船只继续航行，至11月21日先后抵达阿尔奈波岛（今冲绳岛）。12月6日，海上刮起难得的南风，三船相继起航，第一船触礁，无法行动。鉴真所乘的第二船经多弥（今日本种子岛），于7日到达益救岛（今日本屋久岛）等待其余二船。第一船修复续航后，因遭偏北风暴而漂至安南罐州（今越南境内），全船180人，仅藤原清河与阿倍仲麻吕等10余人幸免于难；第三船最后也航返日本。12月18日，第二船自益救岛续航。19日“风雨大发，不知四方”。鉴真等又饱尝颠簸之苦，于20日中午，抵达萨摩国阿多郡的秋妻屋浦（今日本鹿儿岛县川边郡西南的坊津町秋目村）。26日，鉴真等一行在日僧延庆的引导下进人日本太宰府，并于次年（公元754年）2月1日航达日本遣唐使船队的始发港难波（今大阪的一个区域）。自743年起至754年止，鉴真在11年内先后6次东渡日本，历尽苦难，备受艰辛，终以非凡的信念与顽强的毅力，实现了自己宏伟的夙愿。

  鉴真进入日本奈良，受到了盛大欢迎。在日本的10年生活中，鉴真按扬州大明寺格局，在奈良建立了著名的唐招提寺。他孜孜不倦地授戒讲经，开创了日本的律宗。同时，他还广泛地传播中华文化。，为增强中日睦邻友好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郭沫若在1963年纪念鉴真逝世1200周年时所赋的诗句那样：“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

  在鉴真圆寂后16年，日本奈良时代（公元710—794年）的著名文学家真人元开（即淡海三船）受鉴真弟子思托等的委托，写下了中日古代文化史上的光辉名篇——《唐大和上东征传》。这本著作生动地记叙了鉴真的光辉一生，其中关于他六次东渡的描述，非但使人们看到了这位传奇式人物矢志以求的坎坷生涯，而且对于研究唐代对日本的海外交通政策，唐代中日双方的造船术与航海术的发展水平与曲折变化，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日本人民的生活，无论是物质还是在精神方面，都与中华文明的源源不断不输人是分不开的，中华文明使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得以充实，使日本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

参考资料：

1、云中天《中国历史上的大航海》，三峡出版社，2007年

2、[美]郝延平. 中国三大商业革命和海洋[A]. 张炎宪. 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六辑[C]. 台北：中研院社科所，1997.

3、洪迈.夷坚志补：卷21，鬼国母[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廖大珂. 福建海外贸易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5、蔡永蒹、西山杂志：东埕[M]. 泉州海交馆抄本.

6、洪迈、夷坚丁志：卷6，泉州杨客[M]. 北京：中华书局. 1981.

7、方回.桐江集：卷6，己亥前上书本末[M].宛委别藏：第10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

8、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浅探  ．新华社[引用日期2018-03-20]
9、朱绍侯．《中国古代史教程（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

10、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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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强国是怎样炼成的》之中国篇

与海洋强国擦肩而过

第六十七章：唐朝的海洋经略之一——中日之间的海洋交流

   秦时的徐福到东晋的法显的海上东行，给日本带去中国文化，融合当地形成弥生文化，让日本告别了蛮荒时代。而从隋朝开始，到盛唐时，中国就是日本学习的楷模，频繁的中日交流，使日本从宗教、文化、经济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发展跟上了中国的步伐。

    唐时的海洋经略，与日本的交流是最重要部分。



第十二节 日本的“遣唐使”制度

  公元七世纪初期前后，日本国正处在由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化的过渡阶段，特别是圣德太子在其摄政时期(公元574年至622年)，进行了重大的政治改革，颁布了确立封建中央集权治的《十七条宪法》，对海上近邻中国极为钦慕，怀着“万事悉仿效之心”，想方设法要与中国交好，以便尽快地直接吸收中国的优秀文化。

  公元589年，隋王朝统一中国。为了加速移植先进的中国文化，圣德太子于公元7世纪开始向中国派遣使节及留学生、学问僧等，从此两国使节往来络绎不绝，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公元607年，圣德太子任命小野妹子为使节访问隋朝。一般认为，这是日本遣隋使的开始。隋炀帝也于608年任命林文郎、斐世清为使节陪送日使回国。据《隋书·东夷传》记载，日本天皇为此新建了宾馆，并派出彩船30艘热烈欢迎。隋使进入日本京城时，日本方面派遣数百人“设仪仗，鸣鼓角来迎”，给予了隆重的接待。

  日本学习中国到唐代进入高峰。

  唐代是我国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给周围各国以积极影响。据日本史书记载，自630年至894年的二百余年间，日本共派遣唐使达19次，其中一次是为了迎接日本遣唐使回国，称“迎入唐使”，3次是为了送还唐朝赴日的使臣，称“送唐客使”，另有两次任命后终止，正式派遣而到达唐朝的共有13次。

  初期派出的遣唐使规模不大，一般每次出动一、二条船，每船约载120人。8世纪后，规模扩大，组织完备，制度也大体固定下来。一般每次五、六百人，分乘四只船前来中国，因此，“四只船”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已经成为遣唐使的同义语。遣唐使的官员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其重要任务之一是迎送留学生和学问僧。许多遣唐使、留学生及学问僧的学术和艺术造诣至今仍被广为传颂。



日本遣唐使的航线

  作为对遣唐使的友好回应，唐王朝曾多次向日本派遣使节，密切了相互关系。中国的书籍、货物等也随两国使节大量输入日本。621年，唐王朝开始发行货币“开元通宝”，通过中国使节和日本遣唐使，被大量带入日本，在北自北海道，南至九州的日本国土曾被大量发现，有数万枚之多。1970年10月，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即唐朝长安城兴化坊原址，出土了五枚贺廓方孔“和同开尔”银币，它是日本元明天皇和铜元年(708年)仿唐朝“开元通宝”的形状铸造发行的。

  日本遣唐使在中国的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第一次遣唐使开始，到日本齐明天皇五年（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派遣的第四次遣唐使为止。这四次遣唐的目的，在于学习中国的文化、制度及佛教。在这一阶段的遣唐使活动中，规模较小，组织无定，每次一二艘船，每船载120人左右，走的也是遣隋使的海路。

  第二阶段是日本天智天皇时（约唐龙朔元年至咸亨二年，（即公元662—671年）派出的两次遣唐使。这两次遣唐使的目的与前阶段不同，主要为了解决日本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政治关系而对唐朝进行抵制，结果因日本与百济的海上联军在白村江口被唐军击破，而不得不改弦更张，重新修正对朝鲜半岛的外交态度并恢复奉行对唐朝的睦邻友好政策。这是整个遣唐使友好活动中的一段曲折的小插曲。



  第三个阶段是遣唐使的全盛时期，时间从文武天皇大宝二年 (唐长安二年，公元702年）至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四年（唐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为止，计有四次遣唐使。这阶段，在唐朝方面正是经历了中宗、睿宗二代，而进入唐玄宗“开元盛世”的兴旺时期。在日本方面也正是封建政体法令渐趋完备，开出了绚丽的天平文化之花的繁荣时期，对唐朝的文化学习已不再满足于单纯在形式上的效仿。而着力于积极地探求其发展繁荣强大的根源。这几次遣唐使团的船队规模较大，一般有四艘船，人员也众多。如第七次遣唐使团是557人，第八次遣唐使团是594人，超过初期一倍以上。在这许多使者中，不乏学识渊博之人，如阿部仲麻吕、吉备真备等。他们还曾长期留居唐土，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第四阶段，从日本光仁天皇宝龟八年（唐大历十二年，公元777 年）到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唐开成三年，公元838年）为止，这60年中，共派出三次遣唐使。其航海规模与前期不相上下，甚或有过之。此时，在唐朝已历经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国内政局开始动荡。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加深，统治集团内部的朋党之争与宦官篡权愈演愈烈，农民起义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唐王朝的统治已进入风雨飘摇的危境。在日本方面，则认为凡可学习的唐朝文化已汲取殆尽，而具有日本特色的民族文化已在本土萌生，上层贵族精神状态由之渐趋保守，前代那种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遂告淡漠，尤其是每期遣唐使所需的庞大财政支出以及渡海越洋时因风浪与海盗之险所带来的人舟损失，更促使日本政府对后期的遣唐使派出，抱着一种只是为了维持祖宗成规的漠然与勉强的态度。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即唐代后期中国的民间航海摆脱了朝廷的限制，两国民船广泛地活跃于中日之间的东海水域。

  此时中国民间航海技术和水平已经有较大提高，民间贸易发展很快，日本所需的物品、技艺、艺人通过民间交流的形式可以取得。这对那些主要想得到中国传统的精美物品以及补阙经文的日本贵族与僧人来说，已完全可以借助于中国航海者之手来满足自己的目的。因此，从实际上来看，从日本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公元838年）之后，日本即已废止遣唐使船队的航海活动。



日本奈良复原的遣唐使船

   遣唐使制度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促进了日本政治制度的深刻变革。通过向唐朝派遣遣唐使，引进学习唐朝先进的典章律令，积极推动日本社会制度的革新。具有封建社会性质的文化革新开展后，日本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社会制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如日本的“大宝法令”即以唐代律令为规范制定的。还仿效唐朝教育制度，开设各类学校教授汉学，培养人才。

  对日本的文化与科技受到唐朝文明的极大影响。汲取和学习唐朝文明是日本派出遣唐使的最主要目的。日本遣唐使带回的大多都是唐朝文物包括法律典章、经史典籍、佛教书籍以及诗词歌赋，还有唐朝的物品比如茶具等。留唐学生僧人还借用汉字偏旁或草体创造出日本的假名文字。遣唐使还输入唐朝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经过消化改造，融为日本民族文化。

  日本的社会生活方式也受到唐朝的影响。建筑上，日本仿照唐朝建设寺院与城市，最具代表的是位于今日奈良的平城京和位于京都的平安京，其规模与长安城一模一样。在社会风俗和社会风气上，整个贵族社会弥漫着以唐为荣的风气，民众的社会习惯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第十三节：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膜拜和两国间的交流

  唐朝时期，日本对中国的模仿和学习是全方位的，渗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在文化方面对日本尤其影响深远。

  在文化上的交流则主要集中在书法、诗歌、宗教、茶道上。

   嵯峨天皇(786年至842年)于809年即位，在位14年。嵯峨天皇通经史、善诗文，长于书法，被称为日本“三笔”(三大书法家)之一。他在位期间大力提倡汉学(汉学系指中国文化)，对日本汉学的繁荣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东晋王羲之的书法，唐代时在日本受到极大重视。日僧空海(又称弘法大师)(774年至835年)留唐时，以当时著名书法家韩方明为师友，结下了深厚友谊。他努力钻研各种笔体，被誉为“远绍羲献”。他还与橘逸势、嵯峨天皇同称精通书法“三笔”，是日本书法史上的重要人物。据日本史书《高野物语》记载，传说唐朝皇帝宫殿上的王羲之墨迹，因墙壁损坏以致墨迹不全，知道空海精于王氏书法，请其补写，几与原迹一样。这个故事成为中日书法交流史上的佳话。

  唐朝经济繁荣，为文学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出现了文学艺术的鼎盛局面，以唐诗最为突出。这一时期，诗人辈出，顶尖诗人众多，流传佳作灿如星汉。日本很喜爱唐诗，在来华学者中，小野箕、橘逸势、管原道真等也都以中国诗文擅长，文人吸收了大量诗歌传入日本，日本的《经国集》中就收集了汉诗九百一十七首。日本的遣唐使每次回国携回大量汉籍经典，朝野上下竞相赞写唐诗汉文，李白、白居易等唐代著名诗人的诗集在日本广泛流传。

  在当时，两国文人之间也交往甚笃。阿倍仲麻吕(698年至770年)，汉名晁衡，19岁随遣唐使来长安留学，是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人好友。在唐任职，官至秘书监(相当于国立图书馆长)。753年，他同鉴真和尚一道随日本遣唐使回日本。临行时，阿倍写了“望乡诗”：翘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三笠山顶上，想必皎月圆。结果海上遇狂风把阿陪仲麻吕的船只吹的不知去向，人们以为他们已经遇难，李白得到阿陪仲麻吕“遇难”的消息后，饱含深情的曾做诗《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远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借以寄托对阿倍仲麻吕的哀思之情，可见这种交往已经深入人心。后来，晁衡随破船漂至越南，又辗转跋涉回到长安，最后老死于中国。晁衡在中国生活了54年，他的活动，在中日关系史上留下了动人的篇章。1982年西安建阿倍仲麻吕纪念碑。



荧屏上的阿陪仲麻吕

  佛教发源于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隋唐时期，王朝君主出于巩固政权的考虑，对佛教多采取支持、保护政策。

  拿唐朝来说，唐朝的列位君王，除唐武宗大力灭佛外，其他君主对佛教基本上是扶植和利用为主的态度，虽然个别时期也有驱逐僧尼的举措，但对唐代佛教的兴盛几乎没有多大的影响。尤其在中国佛教史上，佛教在唐朝达到全盛时期，宗派林立，高僧辈出，经书浩繁，佛教文化昌盛，佛教传播广泛。



日本的东大寺

  8世纪，日本在奈良修建东大寺。东大寺中的金钢佛像，重五百吨，高五丈，历时近十年塑成。它是圣武天皇学武则天在洛阳营建大佛而铸造的，与中国洛阳龙门奉天寺的庐舍那佛同名。东大寺佛殿圆柱所用木材直径33尺8寸，高130尺，为日本著名古建筑之一。1180年东大寺毁于战火，在重建过程中，中国工匠曾前往协助，著名铸工陈和卿就因参与铸造大佛头部而闻名。



     日本的唐招提寺

  位于奈良市的唐招提寺是由中国唐代高僧鉴真和尚亲自主持兴建的，是日本佛教律宗的总寺院，建有金堂、讲堂、经藏、宝藏以及礼堂、鼓楼等建筑物。其中金堂最大，以建筑精美著称。有鉴真大师坐像。金堂、经藏、鼓楼、鉴真像等被誉为国宝。这座具有中国盛唐建筑风格的建筑物被确定为日本国宝。唐代高僧鉴真（公元688—763年）第6次东渡日本后，于天平宝字三年（公元759年）开始建造，大约于公元770年竣工。寺院大门上红色横额“唐招提寺”是日本孝谦女皇仿王羲之、王献之的字体所书。寺内，松林苍翠，庭院幽静，殿宇重重，有天平时代的讲堂、戒坛，奈良时代（公元710—789年）后期的金堂，镰仓时代（公元1185一１３３３年1333）的鼓楼、礼堂及天平以后的佛像、法器和经卷。御影堂前东面有鉴真墓，院中植有来自中国的松树、桂花、牡丹、芍药、“孙文莲”、“唐招提寺莲”、“唐招提寺青莲”、“舞妃莲”、“日中友谊莲”和扬州的琼花等名贵花卉。

  我国的茶叶于奈良时期传入日本,当时只供药用,到嵯峨天皇时期,日本寺院和宫廷中已吃茶之风兴起。而最值得称道的是，日本人学习改进唐朝的饮茶方法，形成独具特色的茶道，到目前，茶道在日本都是一门经典传统。

  唐服传入日本为日本人所喜爱，经改进为“和服”。唐代的菜式也传入日本，是日本宫廷的钟爱之选。端午节、重阳节等节令也在由唐朝传入日本。

  唐朝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民间出现众多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打马毬、角抵、围棋等体育活动流行起来，这些活动亦先后传入日本。另外日本的柔道，发源于一种唐朝搏击术“唐手”，日本的剑道——日本的武士刀的形状是“唐刀”（唐刀，细长，长柄，双手执握砍杀）发展而来。

   唐朝的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也经过中日文化人士的消化改造，深刻地融入进日本民族文化。

第十四节 鉴真东渡日本传文化

鉴真，（公元688—763年），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今江苏省扬州）人，为唐代著名高僧。



  鉴真14岁时进扬州大云寺，从闻名天下的智满禅师受戒学禅门。三年后，他离开大云寺到越州(今浙江绍兴）龙兴寺学戒律，并受“菩萨戒”。唐中宗景龙元年（公元707年）他云游四方求学，到过洛阳、长安。景龙二年，他20岁时，由律宗法师弘景主持，他受了“具足戒”。此后，他不断钻研佛教经义，对律宗有较深的研究。

  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鉴真回到扬州大明寺宣讲戒律，听他讲经和由他授戒的弟子达四万多人。这时，他已是学识渊博、威望很高的佛学大师了。他还不断组织僧人抄写经书，多达三万三千多卷，他还设计建造过寺院八十多所。日本来到大唐的留学僧也都仰慕他的佛学造诣。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日本第九次遣唐使来到大唐。随团前来的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受日本圣武天皇之命，约请鉴真东渡。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冬十月，荣睿、普照来到扬州大明寺拜谒鉴真，表达日本仰慕之意，并说佛法虽然流传到日本国，可是还没有传法授戒的高僧，请“大和上东游兴化”。鉴真问寺内诸僧，有谁愿意应此远请。众僧默然。良久，才有一僧名祥彦者说：“彼国太远，生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人生难得，中国难生，进修未备，道果未克，是故众僧缄默。”鉴真听后说：“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也。”鉴真去意已定，从此，就开始了东渡日本的准备。

  第一次东渡：于唐天宝二年（公元743年）。一开始因唐宰相李林甫的哥哥李林宗的一封推荐信，和扬州仓曹李凑的支持下，打造船只，积储粮食等一切准备工作进行的很顺利。同年4月，准备出发，如海和尚因为被视为少学后辈，不能同行，而心中愤愤不平，将此事密告于淮南采访厅采访大使班景倩，说“造船人海，与海贼连”。按照唐朝的法律，僧人私渡日本是触犯刑律的。班景倩一边扣留如海，一边派兵到有关寺院搜寻中日僧众，道航、荣睿等人均遭逮捕。最后虽因李林宗亲笔信他们才得以释放，但是他们的船只等都被没收。鉴真的初次东渡就这样告吹。



  第二次东渡：日本的僧人荣睿、普照在同年8月被释之后，仍然决意再次去请鉴真东渡日本。他们又一次来到了扬州大明寺。鉴真为他们的真情所感动，同意再次东渡，他自己拿出钱来，买了岭南道采访使刘臣邻的一艘旧军船，雇招舟人工18名，筹措了航行所需的粮食药品、用具和文物书籍等。同年12月，鉴真师徒等，由扬州出发，顺长江举帆东下，当航行到狼沟浦（今江苏省南通市狼山江面）时，遇到了狂风恶浪，旧船破损，无法行驶。船上众人只得暂避浅滩，抢修船只；不料又逢潮水逆涌，浅滩被淹，水深半腰。其时正适隆冬，寒风刺骨，米浸粮损，无法继续前行，第二次东渡宣告失败。

第三次东渡：在鉴真的亲自组织下，船只修好了，再次扬帆前进,这次想从大阪山（今大盘山）直接到达日本。然而到了大阪山之后船却无法停泊，只好调转码头驶向了下屿山。由于风向不对，在那儿一等就是一个月，才遇顺风继续航行。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当鉴真坐船刚驶近乘名山（今舟山岛北之大街衢）时，又突遇风暴。旧船才避险岸，又触暗礁，再次破损沉海，淡水、干粮亡失罄尽，鉴真等一行好不容易爬到岸上，饥渴三日，才有渔民前来救援。接着又被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地方官软禁于邓县名刹阿育王寺中，第三次东渡夭折。

  第四次东渡：鉴真在阿育王寺的消息传开后，各地请他去讲学者络绎不绝。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鉴真在越州（今浙江省绍兴 市），杭州、湖州（今江苏省吴兴县）、宣州（今安徽省宣城县）等地巡回传授戒律，并暗地筹集再次渡日的经费。为避开官府耳目，他计划在福州登舟远航。于是，他先派人先去福州买船，做好有关准备；然后自己则以巡回朝圣佛迹为由，想经台州、温州而至福州。但此事被鉴真在扬州的弟子灵佑得知，他因不忍师父去冒“沧溟万里，死生莫测”的渡海风险，遂与各寺僧众牒告官府，以阻止鉴真渡日。于是，江东道采访使派人赶到黄岩县禅林寺，将鉴真一行护送回到扬州大明寺，第四次东渡又夭折。

  第五次东渡：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年）春，日僧荣睿、普照又从同安郡（今安徽省安庆市）乘船抵扬州崇福寺求见鉴真，商量再赴曰本。6月27日，鉴真及弟子、水手等一行35人，从崇福寺出发，到扬州三汊河口登舟起航，沿新河到瓜洲镇，入长江东航，行到狼山附近时，又历经了风急浪高的考验，终于冲出长江口，南驶越州界三塔山。在这儿停留一月，等到顺风后，又航行到舟山群岛附近的暑风山，漂泊一个月。

  10月16日清晨，鉴真等人趁着西南顺风扬帆东驶。看见前方有一迷蒙的海岛，然而到了中午却渐渐的消失了。随着这一海市蜃楼幻景的消失，突然“风急波峻，水黑如墨”，在沸浪怒涛中，海船一会儿如上高山，一会儿似人深谷，全船“人皆荒醉，但唱观音”，连船上水手也以为即将沉没，纷纷抛丢箱笼等物来减轻船载。此时，船如一叶浮萍，失去控制，随风漂荡，在“蛇海”与“飞鱼海”中各逐波三日。直到第七天的晚上风暴才见小，连着下了两天雨，船上积得淡水，才渐复生机。第九天，船靠近一无名岛，大家竞相上岸，找到水源，汲泉而归，继续航行。就这样在海上漂流了14天，终于靠上了一个鲜花盛开，树竹葱茏的地方，原来鉴真一行已从东海漂入南海，来到了海南岛的最南端。在那儿，他们又遇到四位热心的商人，并随之抵达了振州（今海南岛崖县），被地方官冯崇债迎入大云寺。第五次东渡仍以失败告终。



  第六次东渡。唐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10月15日，日本第十次遣唐使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古麻吕、吉备真备和留唐任官的著名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等，在回国之前又来到扬州延光寺参拜鉴真，探询赴日传教弘法之意。鉴真虽已66岁高龄，但烈士暮年，壮志未已，为了弘法，仍一口答应了他们的恳请。

  鉴真欲再度赴日的消息在扬州道俗中传开后，有关寺院为阻挠此行，进行严密防范。这时，正好鉴真弟子仁斡从婺州（今浙江省金华市）来扬州，密知师父将欲远行，遂私下约定由他先备船。在江头接候。10月29日晚，鉴真及弟子等24人，由龙兴寺潜行至江头，迅即登舟启程，出大运河入长江，直趋黄泗浦（今江苏省常熟县黄泗），与日本遣唐使船队会合。12月15日，鉴真一行分乘第二、三、四船，与遣唐使船队四舟同发，驶向日本。11月16日，船队入东海，即被强劲的东北风吹散，第四船不知去向，存下三艘船只继续航行，至11月21日先后抵达阿尔奈波岛（今冲绳岛）。12月6日，海上刮起难得的南风，三船相继起航，第一船触礁，无法行动。鉴真所乘的第二船经多弥（今日本种子岛），于7日到达益救岛（今日本屋久岛）等待其余二船。第一船修复续航后，因遭偏北风暴而漂至安南罐州（今越南境内），全船180人，仅藤原清河与阿倍仲麻吕等10余人幸免于难；第三船最后也航返日本。12月18日，第二船自益救岛续航。19日“风雨大发，不知四方”。鉴真等又饱尝颠簸之苦，于20日中午，抵达萨摩国阿多郡的秋妻屋浦（今日本鹿儿岛县川边郡西南的坊津町秋目村）。26日，鉴真等一行在日僧延庆的引导下进人日本太宰府，并于次年（公元754年）2月1日航达日本遣唐使船队的始发港难波（今大阪的一个区域）。自743年起至754年止，鉴真在11年内先后6次东渡日本，历尽苦难，备受艰辛，终以非凡的信念与顽强的毅力，实现了自己宏伟的夙愿。

  鉴真进入日本奈良，受到了盛大欢迎。在日本的10年生活中，鉴真按扬州大明寺格局，在奈良建立了著名的唐招提寺。他孜孜不倦地授戒讲经，开创了日本的律宗。同时，他还广泛地传播中华文化。，为增强中日睦邻友好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郭沫若在1963年纪念鉴真逝世1200周年时所赋的诗句那样：“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

  在鉴真圆寂后16年，日本奈良时代（公元710—794年）的著名文学家真人元开（即淡海三船）受鉴真弟子思托等的委托，写下了中日古代文化史上的光辉名篇——《唐大和上东征传》。这本著作生动地记叙了鉴真的光辉一生，其中关于他六次东渡的描述，非但使人们看到了这位传奇式人物矢志以求的坎坷生涯，而且对于研究唐代对日本的海外交通政策，唐代中日双方的造船术与航海术的发展水平与曲折变化，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日本人民的生活，无论是物质还是在精神方面，都与中华文明的源源不断不输人是分不开的，中华文明使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得以充实，使日本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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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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