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亚轮号”沉没记

                                                                                                   

文森（英文名）是个上海人，是我在澳洲的朋友，非常要好。每到周末常邀请我去他家喝酒聊天。不久前文森的父亲从上海过来澳洲，要小住一段时间。我问文森：伯父的绿卡办下来了吗？文森说老人家来过澳洲几次，呆不住的，觉得寂寞，三个月后要返回上海。我知道文森在上海还有哥哥姐姐，也能理解老人家的身在异国他乡的感觉。 周末又去文森家里喝酒吃饭神侃闲聊，他父亲也很健谈，跟我们一起天南地北的东拉西扯。在言谈话语之中我发现老人家思想非常先进，不像国内大多数七十岁以上老人的思维。有一次聊到文革中红卫兵们令人发指的情节，老人说了一句话，让我小吃一惊。他说：“我阿爸在文革中是挨过斗的，被打得几乎落下残疾，罪名是接待蒋经国，向反动派献媚邀宠-----” 听文森的父亲如此说来，我随口接着话茬说道：老爷子接待过蒋经国，想必是国民党的一方大员了。老人家一摆手，说：“不是什么国民党大员，我阿爸是49年之前“宁波轮”的船长，1948年蒋经国秘密回宁波，乘坐的就是我阿爸的轮船。”听老人家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文森跟我说过，他家祖籍是宁波人，不过他是出生在上海的。 文森的父亲接着说道：“文革的时候，红卫兵批斗我阿爸，我阿爸辩解说我是船长，当官的乘坐我的船，我都要接待的啦，就是毛主席来，我也要接待的。”我说这话没错！老人家说：“就是因为这句话啊，我阿爸被打得半死，红卫兵讲你竟敢把我们的伟大领袖跟国民党反动派相提并论，罪该万死！”这时候，我插了一句：1948年蒋经国乘轮船回宁波干什么？ 文森的父亲说：“那时候国民党已呈败相，蒋经国应该是奉老蒋之命，秘密回老家料理后事。他本应该是要乘坐‘江亚轮’回宁波的，但是有情报说共产党的地下党晓得了这个信息，为了预防不测，蒋经国临时改变主意，乘坐了我阿爸的‘宁波号’轮船。而那条‘江亚轮’在开出吴淞口之后不久，就在一声爆炸声中沉没了，船上三千余人死于非难，比‘泰坦尼克号’遇难时死的人还多，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一起海难事故了。” 这是“江亚轮”第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以前闻所未闻。我知道“泰坦尼克号”海难也不过只有一千五百多人丧生，这条“江亚轮”的沉没竟有三千余人丧命，如此巨大的海难事件可以说是世界海难史上之最。我问道：死难者家属没有向国民党当局讨要一个说法吗？文森的父亲说：“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已经摇摇欲坠，死难者家属虽然悲痛欲绝不依不饶，但是直到国民党战败被赶出大陆，也没有一个具体说法。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没有再对此事进行调查追究，这罪过自然就算到了国民党的头上，天晓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文森在一旁笑着对我说：这故事就让它烂在肚子里吧！ 回家后上网搜索了一下“江亚轮”三个字，还真有些资料。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日，傍晚六点多钟，由上海开往宁波的“江亚轮”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在吴淞口白龙港附近突然发生爆炸，并迅速沉没。“江亚轮”是一艘载重三千三百六十五吨的豪华客轮，因为当时传闻共军马上就要进攻上海，许多在上海的宁波籍的商人以及达官贵人，携带着金银细软，争先恐后地登上这条轮船，想回老家躲避刀兵之灾。万没想到的是这是一次死亡之旅。 在搜索“江亚轮”的有关信息的时候，一个叫张翰庭的人名字映入眼帘。当“江亚轮”突然发生爆炸之时，船上灯火全灭，求救的汽笛仅仅响了两响也噶然中断，右后舷随即开始倾斜，就在3000多名乘客们惊恐万状之时，一艘名为“金源利”号的小货轮奇迹般地出现了，站在前面奋力指挥抢险的老者，是67岁的船主、时任浙江省参议员的张翰庭。 张翰庭的这艘小货轮，只有200吨，实际上是木壳机帆船，要想在风急浪高的黑夜中，靠上4000吨大船进行施救，可以说是危险之至，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正在沉没的“江亚轮”拖翻，但是张翰庭还是决定抢险救人，沉着指挥船员搭救“江亚轮”上的乘客。当小小的货轮经过抛货清舱、再也容不下更多人，而船头又被撞坏、“江亚轮”还正在把它往下拖拉之时，水手们才不得不砍断缆绳。霎那间，江面上哭声一片，令人肝肠寸断。张翰庭于心不忍，把最后两条小舢板也放了下来，又从冰冷的海水里夺回几十条人命。 这起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难，造成约3000名乘客丧生，而不足900人的幸存者中，竟有一半以上是被“金源利”号救上来的。据说，当时清点的被救人数共为543名，但被媒体笔误为453人，这个数字便一直引用到今天。将大家送到上海后，张翰庭即下令悄然返航，回海门修理被撞伤的部位。 张翰庭和他的水手们，理所当然地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新闻报道铺天盖地。捐款捐物络绎不绝。上海《新闻报》读者在钦佩之余，捐款银元一千三百块，但张老先生却转送给慈善堂。老人只为犒劳自己的船员，才收下少量的服装、呢绒、鞋子、牙刷等生活用品，然后在登报致谢的同时，声明：“自今日起，辞受各界捐赠物款”。 为弘扬正气、表彰楷模，上海市长吴国帧特将一面“瀛海慈航”的红缎锦旗赠“予金源利”货轮，并亲手将“荣誉市民”的徽章别在张老先生的胸前，这是十里洋场自建市以来唯一的一枚徽章。曾目睹授勋仪式的上海市财政局长钱剑夫，后来回忆说：授予张翰庭“荣誉市民”称号的仪式是在市参议会举行的，议长潘公展和市长都作了讲话，最后是由张翰庭致答谢辞。“张坐在前排，恂恂如乡老。话也不多，还带几分羞涩。”随后，第52期的《上海宁波周报》，即以三行标题的突出形式，再一次对张翰庭的事迹作了热情报道。眉题是：“见义勇为，古道可风”，主标题是：“义人张翰庭”，副题是：“舍已救人，留芳于百世；积德子孙，万古美名标”。 一九四九年五月，解放军攻占上海，吴国桢逃离，张翰庭也回到了浙江老家温嶺，其时，温嶺也被解放军占领。在解放军进城的时候，张翰庭曾敬送四万斤军粮和十万斤草料，并杀猪担酒表示拥护。但新政权对张翰庭的讨好之举并不领情，一九五零年一月，张被以邀请的方式逮捕入狱，不久以“杀害梁耀南、梁耀东、李敏轩等十一个共产党员”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八十年代，在人大委员长习仲勋的批示下，张翰庭被昭雪平反。令人惊奇的是，一九八七年，张家后人要求平反冤案的时候，所谓被张翰庭杀害的梁耀东竟依然健在，并出面作证，其他的所谓被杀害者也一一有了下落。在“江亚轮”沉没五十五周年的时候，被张翰庭救出的幸存者们举行了一次纪念活动，这些人相聚在一起，说起张翰庭的悲惨命运，无不唏嘘感叹，欲哭无泪。 据《江亚轮海难救生英雄张翰庭的谜样人生》（原载《档案春秋》2008年第5期）一文介绍：张翰庭被捕之后，六七十位老人顶香喊冤。曾亲自参与过“江亚轮”海难处理工作的上海宁波同乡会，上书陈毅市长，要求放人。浙江籍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副院长吴溉之也为此事而震惊，向周总理请示如何处理，周恩来是如何批示的，该文没有说。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刘-少奇对张翰庭问题的批语：“请吴溉之与沈老商量拟复，交我批发。此等罪大恶极分子，应经过正式法庭审判，证实罪状，可以判处死刑。”  在网上搜索遍了与“江亚轮”有关的信息，并没有找到有关“江亚轮”被炸沉没的具体原因。三千余名死难者至今死得不明不白。为这个事儿，我又到文森的家里，与他父亲说起此事，他父亲有些激动地说：听说江南造船厂已经打捞起了“江亚轮”，并已经有了调查结论，能否把材料公布于世，给世界航海史上最大海难事故一个交代，给三千余名死难者一个交代，给后人一个交代，给历史一个交代！我说：也许还未到时候！


               

想要真相，不可能了。

它们打捞估计也不是为了什么真相，你不是说船上载的人都带齐了家里的金银细软吗。

                                                                                                   

文森（英文名）是个上海人，是我在澳洲的朋友，非常要好。每到周末常邀请我去他家喝酒聊天。不久前文森的父亲从上海过来澳洲，要小住一段时间。我问文森：伯父的绿卡办下来了吗？文森说老人家来过澳洲几次，呆不住的，觉得寂寞，三个月后要返回上海。我知道文森在上海还有哥哥姐姐，也能理解老人家的身在异国他乡的感觉。 周末又去文森家里喝酒吃饭神侃闲聊，他父亲也很健谈，跟我们一起天南地北的东拉西扯。在言谈话语之中我发现老人家思想非常先进，不像国内大多数七十岁以上老人的思维。有一次聊到文革中红卫兵们令人发指的情节，老人说了一句话，让我小吃一惊。他说：“我阿爸在文革中是挨过斗的，被打得几乎落下残疾，罪名是接待蒋经国，向反动派献媚邀宠-----” 听文森的父亲如此说来，我随口接着话茬说道：老爷子接待过蒋经国，想必是国民党的一方大员了。老人家一摆手，说：“不是什么国民党大员，我阿爸是49年之前“宁波轮”的船长，1948年蒋经国秘密回宁波，乘坐的就是我阿爸的轮船。”听老人家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文森跟我说过，他家祖籍是宁波人，不过他是出生在上海的。 文森的父亲接着说道：“文革的时候，红卫兵批斗我阿爸，我阿爸辩解说我是船长，当官的乘坐我的船，我都要接待的啦，就是毛主席来，我也要接待的。”我说这话没错！老人家说：“就是因为这句话啊，我阿爸被打得半死，红卫兵讲你竟敢把我们的伟大领袖跟国民党反动派相提并论，罪该万死！”这时候，我插了一句：1948年蒋经国乘轮船回宁波干什么？ 文森的父亲说：“那时候国民党已呈败相，蒋经国应该是奉老蒋之命，秘密回老家料理后事。他本应该是要乘坐‘江亚轮’回宁波的，但是有情报说共产党的地下党晓得了这个信息，为了预防不测，蒋经国临时改变主意，乘坐了我阿爸的‘宁波号’轮船。而那条‘江亚轮’在开出吴淞口之后不久，就在一声爆炸声中沉没了，船上三千余人死于非难，比‘泰坦尼克号’遇难时死的人还多，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一起海难事故了。” 这是“江亚轮”第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以前闻所未闻。我知道“泰坦尼克号”海难也不过只有一千五百多人丧生，这条“江亚轮”的沉没竟有三千余人丧命，如此巨大的海难事件可以说是世界海难史上之最。我问道：死难者家属没有向国民党当局讨要一个说法吗？文森的父亲说：“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已经摇摇欲坠，死难者家属虽然悲痛欲绝不依不饶，但是直到国民党战败被赶出大陆，也没有一个具体说法。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没有再对此事进行调查追究，这罪过自然就算到了国民党的头上，天晓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文森在一旁笑着对我说：这故事就让它烂在肚子里吧！ 回家后上网搜索了一下“江亚轮”三个字，还真有些资料。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日，傍晚六点多钟，由上海开往宁波的“江亚轮”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在吴淞口白龙港附近突然发生爆炸，并迅速沉没。“江亚轮”是一艘载重三千三百六十五吨的豪华客轮，因为当时传闻共军马上就要进攻上海，许多在上海的宁波籍的商人以及达官贵人，携带着金银细软，争先恐后地登上这条轮船，想回老家躲避刀兵之灾。万没想到的是这是一次死亡之旅。 在搜索“江亚轮”的有关信息的时候，一个叫张翰庭的人名字映入眼帘。当“江亚轮”突然发生爆炸之时，船上灯火全灭，求救的汽笛仅仅响了两响也噶然中断，右后舷随即开始倾斜，就在3000多名乘客们惊恐万状之时，一艘名为“金源利”号的小货轮奇迹般地出现了，站在前面奋力指挥抢险的老者，是67岁的船主、时任浙江省参议员的张翰庭。 张翰庭的这艘小货轮，只有200吨，实际上是木壳机帆船，要想在风急浪高的黑夜中，靠上4000吨大船进行施救，可以说是危险之至，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正在沉没的“江亚轮”拖翻，但是张翰庭还是决定抢险救人，沉着指挥船员搭救“江亚轮”上的乘客。当小小的货轮经过抛货清舱、再也容不下更多人，而船头又被撞坏、“江亚轮”还正在把它往下拖拉之时，水手们才不得不砍断缆绳。霎那间，江面上哭声一片，令人肝肠寸断。张翰庭于心不忍，把最后两条小舢板也放了下来，又从冰冷的海水里夺回几十条人命。 这起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难，造成约3000名乘客丧生，而不足900人的幸存者中，竟有一半以上是被“金源利”号救上来的。据说，当时清点的被救人数共为543名，但被媒体笔误为453人，这个数字便一直引用到今天。将大家送到上海后，张翰庭即下令悄然返航，回海门修理被撞伤的部位。 张翰庭和他的水手们，理所当然地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新闻报道铺天盖地。捐款捐物络绎不绝。上海《新闻报》读者在钦佩之余，捐款银元一千三百块，但张老先生却转送给慈善堂。老人只为犒劳自己的船员，才收下少量的服装、呢绒、鞋子、牙刷等生活用品，然后在登报致谢的同时，声明：“自今日起，辞受各界捐赠物款”。 为弘扬正气、表彰楷模，上海市长吴国帧特将一面“瀛海慈航”的红缎锦旗赠“予金源利”货轮，并亲手将“荣誉市民”的徽章别在张老先生的胸前，这是十里洋场自建市以来唯一的一枚徽章。曾目睹授勋仪式的上海市财政局长钱剑夫，后来回忆说：授予张翰庭“荣誉市民”称号的仪式是在市参议会举行的，议长潘公展和市长都作了讲话，最后是由张翰庭致答谢辞。“张坐在前排，恂恂如乡老。话也不多，还带几分羞涩。”随后，第52期的《上海宁波周报》，即以三行标题的突出形式，再一次对张翰庭的事迹作了热情报道。眉题是：“见义勇为，古道可风”，主标题是：“义人张翰庭”，副题是：“舍已救人，留芳于百世；积德子孙，万古美名标”。 一九四九年五月，解放军攻占上海，吴国桢逃离，张翰庭也回到了浙江老家温嶺，其时，温嶺也被解放军占领。在解放军进城的时候，张翰庭曾敬送四万斤军粮和十万斤草料，并杀猪担酒表示拥护。但新政权对张翰庭的讨好之举并不领情，一九五零年一月，张被以邀请的方式逮捕入狱，不久以“杀害梁耀南、梁耀东、李敏轩等十一个共产党员”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八十年代，在人大委员长习仲勋的批示下，张翰庭被昭雪平反。令人惊奇的是，一九八七年，张家后人要求平反冤案的时候，所谓被张翰庭杀害的梁耀东竟依然健在，并出面作证，其他的所谓被杀害者也一一有了下落。在“江亚轮”沉没五十五周年的时候，被张翰庭救出的幸存者们举行了一次纪念活动，这些人相聚在一起，说起张翰庭的悲惨命运，无不唏嘘感叹，欲哭无泪。 据《江亚轮海难救生英雄张翰庭的谜样人生》（原载《档案春秋》2008年第5期）一文介绍：张翰庭被捕之后，六七十位老人顶香喊冤。曾亲自参与过“江亚轮”海难处理工作的上海宁波同乡会，上书陈毅市长，要求放人。浙江籍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副院长吴溉之也为此事而震惊，向周总理请示如何处理，周恩来是如何批示的，该文没有说。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刘-少奇对张翰庭问题的批语：“请吴溉之与沈老商量拟复，交我批发。此等罪大恶极分子，应经过正式法庭审判，证实罪状，可以判处死刑。”  在网上搜索遍了与“江亚轮”有关的信息，并没有找到有关“江亚轮”被炸沉没的具体原因。三千余名死难者至今死得不明不白。为这个事儿，我又到文森的家里，与他父亲说起此事，他父亲有些激动地说：听说江南造船厂已经打捞起了“江亚轮”，并已经有了调查结论，能否把材料公布于世，给世界航海史上最大海难事故一个交代，给三千余名死难者一个交代，给后人一个交代，给历史一个交代！我说：也许还未到时候！


               

想要真相，不可能了。

它们打捞估计也不是为了什么真相，你不是说船上载的人都带齐了家里的金银细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