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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论与海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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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22 00: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海权论与海陆关系
作者:李义虎 文章来源:《太平洋学报》2006年第3期
内容提要 马汉从海洋历史发展的角度提出了海权的重要性,认为海权具有毋庸置疑的国际政治权力价值,而陆权则很难成为权力政治中的支配势力。他的著名观点是:谁能有效控制海洋,特别是控制世界上具有战略意义的海道与海峡,从而取得海权,谁就能成为世界大国。在这方面,英国和美国的实例是马汉海权论的重要依据。但是,马汉在论述海权论的同时,也关注到陆权的存在及其与海权的对应关系;其中所揭示的海陆关系是地缘政治学的重要理论内容。在这方面,亚洲的实例是马汉论述海陆关系的重要根据。
关键词 海权论 马汉 海陆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 lfred ThayerMahan)以其所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7—1783 》,首先提出海权论。这一理论提出的历史背景是:地理大发现已经大大促进了航海业的发展,工业革命对西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蒸汽机车和铁路将少数欧洲最发达的国家联系起来,但在世界性范围的联系方面,海上交通起着无可替代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汉阐述了一个与陆权论完全不同的看法,即海洋这条“伟大的公路”一直是历史的主导成份,而且是国家富强和实力地位的基本决定因素。这一事实扩展到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上,就是海权( sea power)成为拥有国际政治权力的关键:谁能有效控制海洋,特别是控制世界上具有战略意义的海道与海峡,从而取得海权,谁就会成为世界大国。正是根据海权论,马汉曾预言一战中德奥匈必败。这一点被后来的事实所证实,但一战爆发那一年恰好马汉逝世,他自己没能看到协约国对同盟国的胜利。尽管如此,马汉的著作在其身后“几乎已经被认定是走向康庄大道的天赐良缘的指路标”。[1]
    一、海权的重要性
    马汉的分析是以海洋历史的发展为依据的,他认为,在历史上,海洋是自然界赐予人类的通衢大道,其作用无法用陆路取代。相对于大陆自然条件的破坏性和严酷性,海洋是创造性的和进取性的,具有人类善用的便利之处。特别是在近代,蒸汽动力的使用增加了海上交通的通达性和机动性,使人类在利用海洋方面具备了更好的手段。正因为如此,海洋的重要性随之增加,它就象一条四通八达的宽阔通道,人们在选取行动的方向上不仅不会遇到任何障碍物,而且是完全自由的。尽管人们也许会意识到海洋的风险,但由于海运比铁路占有优势,它对各国间贸易、交通和政治联系的价值很难被人怀疑。与海洋相比,依托陆地的“心脏地带”自然条件恶劣,其庞大的版图增加了行动的困难。例如,即使俄国接近海洋或取得出海口,由于这些地带与其核心部分相距甚远,其间又需经过充满自然障碍的广阔的陆路地带,因而它无法克服自身所具有的地缘局限性。无论怎样,在历史上,海洋曾经充当着权力政治中的支配势力,海洋国家是人类的先驱和不断产生进化活力的所在。例如,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战争就说明海洋的天然便利之处使海权容易获取战略上的优势,海权在战争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因此,“当海洋不仅成为边界,或者四面环海,而且还将一个国家隔开成两个或更多的部分,那么对于它的控制就不再仅仅是众望所归,而且也是绝对必需的了。这样一种自然状况要么产生和增强海上霸权,要么就使得国家变得软弱无力。” [2]
    马汉认为,海权拥有毋庸质疑的国际政治权力价值。虽然长期以来占据陆地空间和掠取陆地资源被视为国家权力和声望的象征,但在海洋国家看来,这与占据海洋空间和获得海上利益相比要逊色得多。它们所得到的历史告诫是,衡量国家的繁荣与强大的主要标志是能否获得海权。法国人曾经迷恋于聚敛大陆上的财富而轻视海洋的价值,这不仅使它难于取得海上强国的地位,而且使它逐渐丧失了在欧洲大陆的强势。而具有利用海洋能力的国家比大陆型国家更有潜力获得大国地位,例如那些岛国比内陆国家就处在更优越的战略地位上。由于大陆地块都被海洋所包围,由于海上活动针对陆上活动的固有优势,海权比陆权更便于控制世界。[3]
    海权论刻意说明,海权在地缘政治中拥有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包括海洋上的军事力量,也包括和平时期的贸易与航运能力。但要取得海权必须首先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马汉认为,海上力量曾经对于历史产生过巨大的决定性影响,在现实中要控制辽阔的海洋,就必须建立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强大的海军并以海军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主要军种,以海军发展为决胜之本。与陆上力量相比,海上力量具备更强的机动性,它不仅可以在国家本土和周边发挥作用,而且可以把影响扩展到世界的其他地区;它不仅能够有效地从事战争行动,而且还能够达到商业控制的目的。因此,海上力量发挥作用的范围比陆上力量更广泛,也更有效,其影响甚至可能跨越洲际和涵盖全球。就此,马汉认为,凭借海洋商业和海军优势控制海洋意味着在世界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不管陆地能产出多么丰厚的财富和强势的权力,都不足以产生象海洋那样的巨大效果。[4] 在终极意义上,夺取海权是战争的基本规律和致胜的必要条件,它也是和平年代一个国家成为大国的必要条件。
    二、海权论的实例论证:英国与美国
    马汉海权论的分析基础是英国的实例。作为欧洲岛国的英国,控制海洋霸权和欧洲霸权分别长达2个世纪和100多年,并且成为当时最强大的世界帝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具备六个成为海权强国的条件: 第一,是岛国。这一点与法国不同,保卫国土不需要维持强大的陆军力量,因此能够集中国力建设海军力量。第二,拥有良港。与荷兰一样,英国国内资源匮乏,但有许多良港,这些良港培育了船员、商人和殖民者。第三,拥有与海岸线的长度成正比的人口。第四,有大量从事海上工作的人民。第五,人民定居于殖民地,并开发其资源。第六,政府一贯坚持建设海上力量的政策。[5] 虽然英国与荷兰和西班牙相比是后起的大国,在地缘政治竞争的初期处于劣势;但相对于西班牙的雄厚力量,护国主克伦威尔的海洋政策十分重视海军力量,并将之视为长期的国策。马汉认为,英国的崛起是以它成为海军强国和拥有强烈的海洋意识为前提的,地理位置有助于它扩充力量,它曾经控制了除巴拿马运河之外几乎所有的世界重要海道,范围上涵盖欧洲西端、地中海、西非与中东、南非乃至东南亚。这意味着,世界的主要航道成了其“内部交通线”。“可以指出的是,如果一个国家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上,既用不着被迫在陆地上奋起自卫,也不会被引诱通过陆地进行领土扩张,那么,由于其面向大海的目的的单一性,与一个其四周边界皆为大陆的民族相比,它就具备了一种优势。这一点,作为一个海洋强国,英国就拥有对于法国与荷兰的巨大优势。”“就其自身而言,地理位置可能会达到提升或分散海上军事力量的地步。在这一点上,英伦三岛再度拥有法国的优势,后者的位置,除了濒临大西洋以外,也伸向了地中海。尽管这有其长处,然而,总体上而言,却是海上军事力量薄弱的症结所在。”同所有欧洲国家不同,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距离适中,这样它既可以对陆上潜在的敌人实施有效的攻击,又可以使自己免于入侵的威胁,英国的舰队还可以从其战略基地方便地集结以进行防御或对大陆港口实施封锁。在马汉的分析中,一个优势强国的地理位置需要兼具政治、军事和地理各个方面的优点,“英国的状况就每每与此相符”。[6] 这些优越的条件使英国在处理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时占尽了上风。除了以保持一支强大海军保全自己外,英国还绝对不会放弃海上的主宰地位,这也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因为英国和其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使它必须保卫后者。不过英国不需要在其殖民地所处的海域都保持海军优势,只要将这种优势集中于欧洲地区即可,因为针对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而言,欧洲依然是采取攻守行动的基地所在。在这样的国家战略之下,英国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权国家,“在蒸汽与钢铁的时代中,它保持在风帆与木材的日子里所拥有的那种优势。” [7]
虽然英国的历史记录不免被后人戴上了一顶“海上帝国主义”的帽子,而且其欧洲霸权在地缘政治上的主要表现被认为是谋取海上霸权,但它至少给人们带来三个启示:一是海洋这块世界的公共地带是国家走向强盛的必由之路和生命线,谁离开了海洋这块公共地带,谁就会丧失国家权力和强国地位,包括英国这样的帝国也会退缩为撒在地球上的“列岛的粉碴”;二是谁能够保持强大的海权,谁就能掌握和控制大陆地区内部的均势,从而对陆权保持一定的优势地位;三是强大的海军力量、便捷的商业和航运能力以及遍布世界的殖民地,是保证海权的基本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与对英国的看法大为不同,马汉对美国运用地缘政治的能力评价并不太高。但马汉有关美国的论述重点在于以海权论警示当时的美国人要增强地缘政治的观念,这也是美国后来成为主要海权国家的历史注脚。马汉总结说,美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弱点在于:第一,当时它不具备十分接近海外贸易中心的港口,更谈不上控制世界上的主要航道,因而它没能够实际利用海洋的商业价值。虽然美国在面临敌手的贸易时并不见得脆弱,但无法成功地抵御别人的商业破袭。第二,美国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沿海军事防御的能力很低。两相对比,美国在一段时间之内甚至可以说处于地缘政治上的“空防”状态。第三,在相当长时间内美国没有明确意识来建立和发展与海洋相关的职业部门,因而缺乏建立和谋求发达海权的一个重要基础。第四,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缺乏谋求海权的战略意识和国民性格。对多数美国人而言,长期以来他们的眼界并未因面临海洋而伸展到海洋,因而并没有产生过多少关于海洋和海权的意识,甚至他们对国际问题都抱以无人理睬的态度。这是导致美国在外交上采取孤立主义的重要原因,也是其在地缘政治上忽视海权的重要原因。第五,美国的海军力量尚不够强大。马汉抱怨,美国所具有的优势来自于天然的禀赋而不是睿智的准备。美国无法在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发挥与其利益相匹配的影响,没有足以在该地区冲突中发挥作用的海军,甚至没有如许多其他强国所拥有的地盘。尽管美国有着大量的收入盈余,但对应于海岸长度和暴露地带,它依然显得贫穷。[8]
    基于以上几点,美国尽管有着天赋的地缘政治之利,但在可以预见的时间里,美国很难高枕无忧,因为它存在着地缘政治方面的显著问题,尤其是对海陆关系还缺乏必要的应对战略。这就给美国造成了很不利的结果,即很难说美国是北美大陆的陆上强国(充其量只是一个二流国家) ,也很难说它是一个海洋强国。在缺乏准备的情况下,如果其他拥有优势海军的国家控制了加勒比海、特别是在地峡之间,就会给美国带来安全上的致命威胁,其太平洋沿岸地区显然将遭到更大的灾难。
    就此,马汉提倡文明代表者的尚武精神,把海军力量看成是决定政策效果的最重要前提。鉴于当时美国还缺乏一支足以肩负起重任的海军力量,它需要把建立一支强大海军的潜力转化为现实。“要显示强大的实力,必须建立一支相当力量的海军。没有海军,美国在紧要关头所表达的国家意志也就仅仅成了一个泥足巨人所做的笨拙无用的姿态而已”。马汉强调,“以战争为其表现天地的海军是国际事务中有着最大意义的政治因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根据时代和国家所处的环境,美国应给予其海军应有的关注,大力地发展它以使之足以应付未来政治中的种种可能。”他还说,“不管发生什么,海权在当今年代将扮演它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扮演过的角色; 而美国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必定成为向文明世界的海权提供动力的前沿地带之一。” [9]为此,美国需要缔造一支强大的海军,并应使其影响无所不在。
    应该看到,马汉不仅是海权主义者,也是一位在对外政策领域的思想家。马汉对美国的地缘政治存有甚大的忧虑,但是这显然是智忧。因为在当时美国政界流行的政治教条是外交上的孤立主义和军事上的保守防御思想。而他大力破除了美国保守主义(孤立主义的国内兄弟)的教条,也破除了“只是为了防御”的思想。他强调,应该高度关注所有其他一流文明大国身上普遍存在的前冲势头。“我们的国家受缚于、沉迷于我们自己的十八世纪传统之中,为对于和平和富足———也就是要有充足的面包———的大量要求所包围,紧抱着孤立主义理想不放,拒绝承认整个欧洲文明世纪必须以一致的利益为基础来企盼、迎接未来。”对此,马汉的态度是,应该把在美国大多数人身上所体现的前冲势头挖掘出来,并抛弃给这种势头人为设置的阻碍。[10] 而他提出的海权论恰恰是促发美国人对国际事务采取更加积极姿态的一副清醒良药。
    三、海权论vs陆权论:亚洲的实例
    如果说马汉在英国和美国问题上对海权的战略地位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从而强调了海权论的基本思想,那么,他对亚洲问题的分析,则涉及到海权的对立面———陆权,而且特别地论述了海上强国英国与欧亚大陆强国俄国之间的关系。人们知道,在世界各地没有比亚洲局势更能体现海权与陆权的对峙了, 19世纪英俄之间所进行的“世纪大角逐”就发生在亚洲的“边缘地带”,它们分别从海洋一面和大陆一面向这一地带挺进,严重影响了当时亚洲的地缘政治布局,并使海陆关系的矛盾变得格外突出。马汉认为,亚洲和欧洲国家的地缘状况和相对力量,包括政治经济力量和陆军与海军力量,也包括亚洲大陆交通的线路和质量,可能会形成包围亚洲大陆的环境。[11] 马汉重点分析了俄国和英国在亚洲问题上的矛盾,认为俄国属于陆上力量,它的对外扩张主要是在陆上进行的。虽然俄国因内陆广阔、缺乏出海口与自然条件恶劣等原因具有天生的不安全感,但俄国在欧亚大陆上的领土扩张是在短时间内快速完成的。它在正南向中亚推进,在正东向远东甚或中国的东北进军。这两个方向的扩张行动都取得了实际进展,自然使人们认识到“心脏地带”的重要性,即由于它在相当程度上由一个面积巨大的帝国盘据,具备向四周无限制伸展的活动空间和调动一切力量的条件,因而很难想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它形成一股由内而外的扩张势力。
    从当时的地缘政治情形看,如果确实要对俄国的行动施加限制,只能针对上述地带的侧翼或由此向内进行。马汉指出,把俄国看成一个对应于亚洲中心地区的浑然一体的国家,它的扩张是从两翼而不是从中间进行的。也就是说,俄国的地缘政治扩张以由北而南为走向,但主要是呈南北扇型推进的态势。因此,也只有通过主要针对俄国两个侧翼的南北方向回推,才能有效地遏制俄国。这种遏制足以取得显著实效的原因,一是在于侧翼回推将在两个方向上阻止住俄国的扩张,二是它有极大可能封锁住俄国的海岸,堵住其出海口。这两个方向的行动如果奏效,将切断俄国“心脏地带”与“沿海边缘地带”的稳定联系,使其失去从中获取战略优势的基本条件。其结果,必然是拥有海权的强国独得地缘政治的先机。因此,对俄国地缘扩张的主要阻力是来自海洋的力量,即英国那样的海权国家。如果这样的国家意识到俄国行动的危险,它们就会采取实际的行动加强海权抗衡陆权的作用。与俄国面临的地缘政治情形不同,英国是一个拥有海权的国家,它的对外扩张主要是在海上进行的,它正是从海上窥视然后伸向欧亚大陆的。从地理形势看,英国远离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它只能从外围即“边缘地带”呈由南而北的态势进入欧亚大陆。并且,只有在没有受到任何阻碍的情况下才能占据对欧亚大陆核心强国的优势。但是,英国在自己对欧亚大陆的地缘扩张中遇到了俄国的强势阻力。当这两个分别是海上强国和陆上强国的国家相遇时,一场著名的地缘政治大角逐开始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亚洲地区存在着东西延伸的分裂地带,但围绕着它所发生的地缘政治运动则是呈南北方向的。这种东西分割而南北摆动的现象常常造成所经地区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安。因为它们与欧亚大陆上东西摆动、却呈南北走向的地缘政治争夺密切相关,并隐含着一系列的复杂因素。实际上,在亚洲东西向断裂带的地缘政治线索上,俄国从北部扩张,英国从南部扩张,二者通过不断建立势力范围来巩固自己的地缘优势,这是共同构成南北方向地缘政治运动的根本原因。而就其扩张路线来说,北向扩张和南向扩张在逻辑上是相对的,与俄国从北边进行的扩展相对应的是来自分割线以南的扩张。不过,南北之间无论就程度还是就本质来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因为就北向而言,俄国依据“心脏地带”的天然条件可以把领土和权力及各种资源高度集中在一起,从而足以充分发挥地缘政治的潜力。而就南向而言,那里国家的人口和军事力量处于分散的状态,而且南亚半岛与中亚地区相互间缺乏必要的地缘联系。正因为如此,印度并不是英国的主要政治和军事活动场所,而只是进军中亚的一个起点。正是由于历史上积累下来的特殊地理条件,围绕着亚洲地区东西方向的断裂带,由南北方向发生的海权与陆权的较量十分激烈,造就了非常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在欧亚大陆上,俄国从北面进行扩张,而英国从南面进行扩张,二者不可避免地在“边缘地带”的空间里相遇角逐。在分析英俄矛盾关系时,马汉十分精彩地讨论了海权和陆权的问题:“一目了然的是交通主要可分为两种方式———海路和陆路。这种区分令人想到今天正稳固地盘踞在亚洲土地上的两大欧洲强国的本质不同。这些事情将愈发清楚地表明,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之间的新一轮多重较量又出现在我们面前。”“陆权的使用受离海洋远近的影响;与此相对应,在任何海陆交汇之处,陆上环境也制约着海权的使用,使其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而在性质上受制于陆权的大小强弱。” [12]正因为马汉在提出海权决定性作用的论断的同时,也对陆权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所以地缘政治学家们说他的见识是“一种把内陆的黑暗变为光明的观念”。[13]
    在论述欧亚大陆上海权与陆权的角逐时,马汉的视角是十分广阔的,甚至扩及超出欧亚大陆的范围。他认为,以巴拿马和苏伊士运河为界的北部陆半球因其活跃的贸易和政治活动,是世界权力的中心。其中,马汉尤其关注于亚洲,特别是北纬30—40度之间从中国到地中海的广阔地带,他称之为“争执中的和可争执的中间地带”。他声称,这片地区乃是一片地缘政治上的无人区,它过去是、而且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还是陆上强国俄国与各海权国家(特别是英国)争夺并发生冲突的地带。而在当时,在上述两条纬线的南北方向,俄国和英国分别握有主宰性的、稳固的政治权力。这两个国家不仅分别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和海军,从而把军事力量的作用典型地体现在它们身上;而且还拥有世界上最强势的陆权和海权,从而把地缘政治上陆权和海权的竞争表现得淋漓尽致。马汉之所以把俄国和各海权国家作为对立的两极,是因为他看到前者主要以陆地为根据地,后者主要以海洋为依托,使得19世纪的地缘政治在很大程度上被陆权和海权之间的对抗所左右。在北半球最重要的部分欧亚大陆内部,俄国的自然条件使它拥有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不受阻止地向四周扩展它的力量,从而主宰世界。相应地,由于海上运动对陆上运动的固有优势,对俄国扩张进行遏制的方法是由英美结成联盟控制亚欧大陆边缘的战略基地。但是,马汉感觉到,要全面遏制俄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较为可取的出路是建立一种陆上力量与海上力量之间的平衡。特别是,鉴于海陆关系对欧亚的地缘政治形势会产生根本的影响,所以,欧亚大陆问题的和平与永久解决的两个条件之一,是取得陆权和海权之间某种均衡的趋近态势。[14]
    四、总体评价
    虽然马汉是海权主义者,过度强调海权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马汉在其著作中依然明显贯穿了海权与陆权较量的理论线索,他的一些重要观点和论述应该说是海陆二分思想的发轫,并为后来的地缘政治学家进一步扩大这一思想提供了很好的起点和基础。基于此,马汉才被认为是“地缘政治学家”( geopolitician) ,而不仅仅是海军将领。[15] 在《欧洲的冲突》一文中,马汉就主要描画了地缘政治海陆二分的具体情景。例如,他对英国与法国、德国关系的说明,重点讨论了法国大陆扩张政策对它的资源储备的消耗,因而有可能消弱其陆权的原因和过程,同时也讨论了英国海军优势与德国陆军优势之间的抵销关系。他提出,“目前而言,海洋强权的中心压倒性地位于西方,主要是英国和法国。然而,如果出现了控制黑海盆地———目前为俄国所有,占有出入地中海通道的机会,影响海洋霸权的现在战略条件就将全被改变。” [16]这显然是对地缘政治中海陆二分关系的典型论述。
    对马汉的海权论可以总结出这样几点:
    第一,马汉的理论虽然开始涉及到世界范围的事情,但主要还是立足于“欧洲中心论”。在这一点上,马汉没有后面的麦金德那样具有全球眼光和信念。不过,马汉的论点仍然具有一定的历史感,这使他的著作被称为“海军的圣经”,跻身“影响人类进程的16部经典书籍”之列。马汉最具历史感的著述是《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这部著作就地缘政治学中最基本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了权威性的观点和理论。
    第二,马汉的分析是从海洋看地缘政治的,他把海上利益置于首位来考察海权的作用,并且颇多实例研究( case study) 。其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以海制霸”,海权是阐释国家成功原因时最重要的因素。构成海权的要素和从这些要素中衍生出的原则“属于不变的,或无法改变的规律”,因而它们形成了他所说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尽管马汉意识到来自陆权的危险,但他似乎毫不怀疑海权在获得世界权力方面的终极效用。[17]在他的逻辑里,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掌握了世界;海权是世界性权力的基本来源。
    第三,马汉也认为,陆权和海权二者缺一不可,在强调海权的重要性时,他不免论及到陆权的作用。当强调陆权对亚洲中心地带———北纬30 度与40 度之间的未来影响时,虽然他从历史角度认为这是长期以来俄国与海权国家进行地缘政治较量的主要场所,但他没有忽视陆权的存在和可能发挥的影响。在范围上看,东面的中国、西面的土耳其亚洲部分和中间的波斯都是海权与陆权之间争夺的重点,也都涉及到陆权的因素。马汉特意指出,当时海权与陆权之间的斗争是在亚洲中心地带的两翼进行,而且“心脏地带”的俄国和来自海洋方向的各种力量之间较量具有历史的持续性。应该说,马汉的这些论述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反映了其世界观层次的洞察力。因为在马汉的眼里,陆权强国和海权强国之间的对抗具有历史的惯性。陆权和海权两种权力意味着世界存在着海洋民族和大陆民族两大民族,它们不仅拥有不同的利益,而且拥有不同的地缘政治要求。前者在海洋方面占有优势,但在陆地上则占有劣势,而后者正好相反。在亚洲所进行的地缘政治竞争证明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相辅相成的。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自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18] 尽管海权的固有优势是明显的,但能否很好地利用它是另一回事。这取决于扩张实践中的运用能力,既包括对海上力量的有效使用,又包括对海上力量与陆上力量的得力协调。例如,在亚洲大陆的东翼,中国就可能是使二者达到这种平衡的一个关键因素。为此,马汉建议将中国纳入西方海权影响的范畴。[19]应该说,从海权论很快就能与麦金德的陆权论和“大陆心脏学说”产生对应关系来看,地缘政治学理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确实进入了它的全面发展的成熟阶段,而其主要标志就是地缘政治学中海陆关系的主题更为明显。而马汉对19世纪地缘政治的论述实际上揭示了这一地缘政治的主题。
    第四,同陆权论一样,海权论曾经对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的战略和外交实践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它们在20世纪初扩张海上力量,谋求世界霸权的对外政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一战期间,海权论的影响最大,马汉理论一度成为地缘战略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海外殖民扩张和国际贸易的需要,使得控制海洋交通要道和世界各地的战略位置的斗争变得异常激烈,而这对那些西方列强来讲,就需要在自己手里掌握海权和海上势力范围,或曰海上霸权。海权论强调海权处于最重要的战略地位,强调海洋地理和海上势力范围的重要性,恰恰适应了西方列强国家的政策需要。于是,马汉的海权论就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些西方海权国家的海外扩张行动注入了政策性的源泉。西方列强的全球殖民扩张和海上贸易活动都至少闪动过海权论的影子。在军事政策方面,海权论对海权的强调还直接促使了海军作为国家主要军种和军舰作为武器系统主干的发展,也促使把建立海军基地当作掌握海权的主要手段的努力。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之间的海军力量竞争,到20世纪冷战时期美苏对国外海军基地的争夺和极为重视自身军事力量在世界海域的存在,都可以看出大国在政策上对海权的高度重视。而在冷战时期,海洋曾经是大国,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重要场所。
    当然,最后需要特别指出,从地缘政治学的发展过程看,美国地缘政治学的问世是在告别弱国地位和走向世界强国的重要时期,而马汉在海权论中对海权重要性的最关键定义和评价是对着美国自己说的。[20] 他从地缘政治上解释了美国的“地理困境”,并给出了地理处方的特殊话语。
注释:
1. 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2年,第15—16页。
2. 马汉:《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 1997年,第25、40页。
3. 《海权论》,第29—58页。
4. 《海权论》,第375页。
5. 伊藤宪一:《国家与战略》,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9年版,第64页。
6. 《海权论》,第29—30页。
7. 《海权论》,第48、150页。
8. 《海权论》,第301页。
9. 《海权论》,第289、375、396页。
10. 《海权论》,第418页。
11. 《海权论》,第214页。
12. 《海权论》,第222—223页。
13.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6页;B. Tuchman, The Proud Tower, Hamish Hamilton,London, 1966,Chapter 3.
14. 《海权论》,第227—228页。
15. Colin S. Gray, Geoffrey Sloan, Geopolitics, geography, and strategy, Chichester; New York: Publishded in association with Scott Polar Research Institute,University of Cambridge by J. Wiley, 1997, p. 39.
16. 《海权论》,第14页。
17. 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3年版,第129页。
18. 《海权论》,第234页。
19. 《海权论》,第222页。
20. 《海权论》,第159页,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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